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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我是不是可以去拜访康奇斯先生。”

不，绝不可能。

我们的好奇是很自然的。在希腊，他的拘谨才是奇怪的。也许我们可以指摘他始终愁眉不展。他站起来走了。

“你能肯定他在那里不搞金屋藏娇吗？”梅利如是说。听差扬起蓝下巴和眉毛，无言地说“不”，接着很不屑地转过脸去。

“此等村民！”梅利在他背后用希腊语里最脏的话骂他，然后伤感地触动一下我的手腕。“好朋友，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有一次在米克诺斯岛上看见两男两女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爱？”

“讲过，但再讲无妨。”

我感到异样的失望，这不仅仅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听他详尽描述那四个人如何进行杂技式的性交了。

回到学校之后的几天内，我又陆续收集了一些有关情况。战前只有两个老师到过那里。当时他们都和康奇斯见过一两次，但一九四九年学校重新开张之后再没见过。一位老师说他是一个退休音乐家。另一位老师发现他很玩世不恭，是个无神论者。但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康奇斯是个特别喜欢独处的人。战争期间，德国人曾强迫他住到村子里来。有一天他们从大陆抓来一些抵抗战士，命令他把他们处决。他拒绝，结果他和其他一些村民一起被置于行刑队的枪口下。然而他没有当场被杀害，而且还获救，真是一个奇迹。这显然和萨兰托波洛斯给我们讲的故事相吻合。村里有很多人认为，德国人报复期间有亲人惨遭杀害的人自然也都认为，他一定是按德国人的命令行事，才能免于一死。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他错了，那也是做了对希腊的荣誉有益的事。不管怎样，他再没有到村里来过。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事情虽然不大，但却显得异常。迪米特里艾兹到这所学校来任教才一年，因此除他之外，我又问了几个人，米特福德的前任莱弗里尔或米特福德本人是否曾经谈及与康奇斯见面的事。回答总是否定的。就莱弗里尔而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很矜持寡言。有一位老师敲敲自己的脑袋说：“他太严肃了。”我打听的最后一个老师是生物老师，在他房间喝咖啡的时候聊起来的。卡拉佐格劳用他那别有韵味的蹩脚法语说，莱弗里尔肯定没有到那里去过，要是去过一定会告诉他。他比其他老师更了解莱弗里尔，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植物学。他在一个柜子的几个抽屉里仔细翻找，取出一盒植物标本，里面的干花是莱弗里尔收集并制作的。说明文字颇为冗长，字写得很清楚很漂亮，使用高度技术性的词汇，偶尔可见用墨汁和水彩勾勒出来的专业性草图。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翻阅那些标本时，有一页干花标本掉了下来，上面附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补充说明。这张纸是从固定它的夹子上滑落下来的。纸的背面写着一封信的开头，虽然已经涂掉，但字迹仍可辨认出来。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两年前写的。“亲爱的康奇斯先生，我很担心，自从那异乎寻常的……”信写到这里中断了。

我没有对卡拉佐格劳说什么，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什么，我当时立即下决心要去拜访康奇斯。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奇。也许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好奇，岛上的人都有为鸡零狗碎的琐事着迷的习惯；也许是因为米特福德给了我一个神秘的短语，而我又发现了有关莱弗里尔的情况；更可能因为我有一种有权利拜访他的奇特感觉。我的两位前任都和这位谁也见不到的人见过面，而且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轮到我了。

那个星期我还做了另一件事：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信。我把信寄给在罗素广场住在我下面的安小姐，请她把信转寄到艾莉森新的住处。信中几乎没说什么，只说我有一两次想到她，我已经打探出“候车室”是什么意思，如果她真的想给我写信就回信，如果她不回信我也能理解。

我明白，人在小岛上容易缅怀过去。空间那么大，到处那么寂静，与别人见面的机会那么少，人的精神视野很容易超出现在，于是过去就变得十倍地贴近。艾莉森很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想起过我了，她的风流韵事也许已经又添了五六桩。因此我寄那封信就像是把信塞进了一只漂流瓶，虽说不完全是开玩笑，但也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