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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去过希腊以后，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罗马令人感到抑郁的话，那么单调死板的伦敦还要糟上五十倍。在经历了爱琴海岸的空旷之后，我已忘记了伦敦的丑陋：那令人数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蚁般的拥挤。两种经历相比就如同见过了钻石以后见泥巴，或者见到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后又坠入阴湿的灌木丛。航空公司的汽车爬过诺霍特和肯辛顿之间那无边的郊区，我坐在车上心里直纳闷：有谁居然应该，或者会凭自由意志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气候？空浮的白云无精打采地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泛游，我听得见人们在说“可爱的天气，不是吗？”但那疲惫的绿色、灰色、棕色……它们似乎把我们见过的伦敦人的行动压缩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单一体。而对于希腊人，有一个特点我已经熟悉到不复注意的程度：每张脸都是独特的，带着明晰的背景。没有一个希腊人与另一个希腊人相像，而那天每张英国人的脸都与其他英国人的脸相同。

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4]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