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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莎和格特伍德·本德坐在一起。格特伍德·本德的头发染了银色，往后如此精确、如此熟练地挽成一个发髻，以致梅利莎心中一个劲儿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穿着与头发颜色相配的银色皮衣，手上丁零当啷戴着六个手镯。她是一个漂亮却浅薄的女人，脸上的神色让人毫不犹豫地知道她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她的嗓门尖尖的，她谈论到她的女儿贝蒂。“她总担心她的家庭作业。我跟她说：‘贝蒂。’我对她说：‘别担心你的家庭作业。你知道我在学校学了什么让我走到今天的吗？修炼一个好的身段，学会使用刀叉。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梅利莎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迈的太太，脑袋在缀满布玫瑰的帽子的重压下低垂着。一家人—母亲和三个孩子—占据着过道那边面对梅利莎的座位。他们是贫穷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而且很破旧了。那女人的脸疲惫而困顿。一个孩子病了，躺在她的膝盖上，吮吸着他的大拇指。他两三岁的样子，但要猜想他的年龄是困难的，因为他是那么苍白、那么瘦削，额头上长着疮，瘦腿上也长着疮，嘴角的纹路就像一个成年男子脸上的皱纹一样深陷下去。他看上去病态又痛苦，却顽固而执着，仿佛在他拳头中掌握着获得一些令人困惑而又喜庆的东西的希望。尽管他病了，尽管火车上的环境异常陌生，他也不愿放弃这一希望。他咂巴咂巴地吮吸着他的大拇指，而且不愿改变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他母亲弓身俯在他身上。她在给他喂奶时，必须得这样做。当火车途经帕塞尼亚、盖茨布里奇、图克逊河谷和托金斯韦尔时，她给他唱催眠曲。
格特伍德说：“我真弄不懂这种女人，为什么她们让自己失去美貌，其实她们未必必须这样做。我是说，一个人度过一生，看上去总是像一只陈旧的洗衣袋，有什么意思？比方说莫利·辛格尔顿。星期六晚上，她戴着厚厚的深度近视的眼镜，穿着丑陋的衣服去俱乐部，心中还一个劲纳闷她为什么没有快乐的时光。如果你去参加聚会让所有的人都不痛快，就没意思了。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我明白，但我仍然有许多我想要的伴侣，我喜欢给男孩们一个震撼。我喜欢看见他们兴奋起来。看到你所能做到的，太神奇了。啊，有一个杂货店的伙计给我写了一封情书。我不会告诉查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这可怜的家伙有可能为此失去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时不时地制造一点儿刺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让梅利莎妒忌起来。她明白她所经受的那突发的、奔涌而至的妒忌纯粹是可笑的，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她的妒火。她甚至都不知道她让自己深信埃米尔崇拜她，而实际上他可能崇拜那儿所有的女人，她还可能在埃米尔崇拜者的名单上列在末尾。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她感到一阵震撼。这太荒唐了，但也太真实了。她似乎在他的形象周围重新建立了她的价值观，不由自主地听命于他的钦慕。她真正在意的是他的调情。一想到这儿，她感到痛苦，感到屈辱。这种痛苦一直延续了下去。
她在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离开纽约，回到家便去了内罗毕杂货店。她要了一片面包、大蒜盐和苣荬菜—这些东西她其实一样也不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光景，他来了。
“你是埃米尔吗？”
“是的。”
“你给本德夫人写过信吗？”
“什么夫人？”
“本德夫人。”
“去年圣诞节之后，我就没有写过一封信。我叔叔给我寄了十美元，我写了一封信去感谢他。”
“埃米尔，你一定知道本德夫人是谁。”
“不，我不知道。她也许在其他地方买杂货吧。”
“你是在说实话吗，埃米尔？”
“当然啦。”
“哦，我让自己成了个多么该死的傻瓜呀。”她说道，开始哭泣起来。
“别难受，”他说，“千万别难受！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可爱极了，我不想让你难受。”
“埃米尔，星期六我要到楠塔基特去，把那儿的房子关掉。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吗？”
“哦，哎呀，沃普萧夫人，”他说，“我不能那么做。我是说，我不知道。”走出来时，他踢翻了一把椅子。
梅利莎从来没有看见过克兰莫夫人。她无法想象这位女士会是什么样子。她走进了自己的汽车，驱车前往格林街的花店。门上有一个门铃，屋子里弥漫着鲜花的馨香。克兰莫夫人从屋后走出来，从她染成浅褐色的头发上拿下一支铅笔来，像一个孩子似的微笑着。
埃米尔的母亲就是那种寡妇，她们总是让自己处于时刻准备奉承的状态，去接个电话，接受邀请和会面之类的，事实上，这种电话、邀请、会面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她们的情人死了。你会发现她们在小城镇偏僻小街的出租汽车停车场上回电话。她们的头发刚刚染成浅褐色，手指涂上了指甲油，穿着高跟鞋，仿佛准备和一个不能来到的人一起跳舞似的。她们销售睡衣、鲜花、文具和糖果，她们中最底层的人出售电影票。她们总是处于一种随时准备好的状态，她们都体验过一个好男人的爱情，在这男人的记忆里，她们仿佛就是那种穿着高跟鞋在雪地和泥泞中艰难跋涉的人。克兰莫夫人的脸涂抹成非常鲜亮的颜色，穿着丝织衣服，高跟的无带浅口轻便鞋上缀着蝴蝶结。她是一个矮小丰腴的女人，腰身上严肃地围着一根腰带。那腰带就像在一个垫子上套上一个圈。她看上去就像是从滑稽漫画书里走出来的一个人，虽然她身上并没有任何滑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