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

“男人没有妻子，就没有绿帽子。”

——《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

芭芭拉·卡尔弗特散发着性感气息。她有着迷人的英式口音和美丽外貌，是医学院最引人注目的秘书，让好些个华盛顿大学的男人都回头流连。她的丈夫乔治在学校的图解部工作，不过他对自己妻子的事情了解并不算多。大多数早晨，她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打文件，帮妇产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安排预约。艾伦的主管秘书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固执刻板的老妇人，她不喜欢比尔·马斯特斯医生关于性爱的临床研究，但卡尔弗特和她的老板一样，非常认同这些研究的价值。她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离开大学前往街对面开诊所之前，就已经和他们以友相称。

某些午后，芭芭拉·卡尔弗特会悄悄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以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记得有一次亲眼看到她溜出去了。“当你午饭时间去办公室时，其他人会说，‘是的，她出去吃饭了。’”弗里德里希回忆说，“过一会儿再回来时，他们头也不转就说，‘她还在吃饭。’换言之，人们知道她在午饭时间有婚外情。她是个多少有些奔放的女人。但我不清楚她的丈夫起初知不知道。”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减轻性功能障碍的改革运动中，卡尔弗特就是冲在前线的战士。她同意成为一名性代用伴侣，被委派去帮助那些患有性无能、早泄或者其他性功能障碍的男性。

“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可以称她为‘伟哥女孩’。”将卡尔弗特夫妇视为朋友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我记得曾经见过她回来工作时就像刚冲了个澡——就像人们早晨的模样，新鲜而干净。”

芭芭拉不停地做着志愿者，一次接一次，直到被丈夫发现。

尽管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疗法中相对少见，但女性性代用伴侣成为了他们项目中最惹人争议却十分有效的部分。在最初的11年里，他们为41名自觉性能力不足又无法向以前的伴侣或朋友求助的未婚男性提供过这样的代用者。对于这些病人，像芭芭拉·卡尔弗特这样热忱而无名的女性是“性功能障碍男性在两周的急性治疗期间需要紧紧抓住、与之交谈、和她共事、向其学习、成为她的一部分，并进行给予和获取的对象”，他们强调。在31名志愿者中最后筛选了13名进行这项任务。寻求刺激的人以及其他怀疑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被筛除在外。约翰逊对这些被选中的女人有问必答，并保证她们能得到充足的报酬。然而在所有的治疗创新中，提供性代用的这套秘密体系并非她的主意。“这虽然卓有成效，但我认为绝对是自找麻烦。”约翰逊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很同情心灵脆弱以及无法正常进行性生活的男人。“我们可以救助的男人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就离去，这对比尔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约翰逊回忆说。马斯特斯的这种同情也许是源自自己在不育症上所受的痛苦，或者更可能是来源于他对自己极度渴望的病人感同身受。他们同意接受未婚病人之后，马斯特斯就主张使用代用者以获得满意的成功率。医学文献显示治愈性功能障碍的概率不超过25%。通过这种新疗法，41名使用代用伴侣的男性中有32人——接近80%——症状得到了逆转，这相对他们慢性的严重疾病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数年以来，密苏里州的法律仍旧禁止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但马斯特斯并不在意代用者所面对的法律以及伦理困境，只要她们的付出可以带给病人满意的结局。约翰逊帮忙安排了配对，但她始终未透露过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他们始终冒着一定的风险，害怕某些检察官或医学权威把这比作是卖淫活动。《人类性反应》这本书在全国招来的恶评以及金钱上的成功只是加剧了他们在专业上失败的风险。因此比尔和吉尼一致认为，关于代用者，说得越少越好。

20世纪60年代晚期，罗伯特·科罗德尼在一次陪同马斯特斯参加学校里的医学伦理讨论会时得知了这个秘密。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们一直未发表的疗法进行发言，就像他经常在医生中推广性教育一样。在去教室的时候，科罗德尼提议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关于使用女性代用者的伦理问题。

马斯特斯打断了他。“我并不打算说那些。”他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谈论的事。别打听这方面的事。”

那个时候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只共事了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托管人对于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当时董事会的律师托里·福斯特说，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间，他和其他托管人都没有被告知相关事宜。“他(马斯特斯)让我们觉得他在进行某些秘密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对于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释说，“我从没考虑过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会上，我从没觉得比尔对我们坦诚相待。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橡皮图章’董事会。对于比尔所做的事，我们并没有太多质疑。我们就是一个遂他所愿的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