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第2/5页）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为了主要的思想宣言之一。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广泛流传是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但是性爱‘革命’的提出意味着一种超越礼仪、习俗从而涉及更根本的权利关系的改变。”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