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
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 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 “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与侮辱的”等等。这表明陀氏的小说真正的着眼点也许并不全在正面的写实上，更在审视人的本身、剖视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