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临睡前讲的故事
迪米·托拜厄斯是一个白化病患儿，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长着一双红色的小眼睛。他已经十岁了，但看上去显小。他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却文质彬彬的，语句条理清晰，连大人有时都为他那非同凡响的术语和文雅率真的样子感到吃惊。费玛觉得他自己能从中捕捉到一丝讽刺的意味。他爸爸有时把他称为黎凡特[1]的爱因斯坦，可约珥却抱怨说她养了一个诡计多端、连父母也要受其操纵的孩子。
他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地蜷缩在他爸爸那个宽阔的扶手椅的一角，看上去就像丢弃在公园长凳上的一只细长的包裹。费玛试图诱导他说出到底哪儿不舒服，但徒劳无功。整个傍晚，迪米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他的一双兔子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他渴不渴?他要一杯牛奶吗?果汁?费玛认定这孩子口渴难当，需要流质的补充。要么，来点儿冰水?一杯威士忌?
迪米说：
“住嘴。”
费玛能肯定自己此刻的做法不对，可他压根儿就想不出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于是，他打开一扇窗户，让外面清凉的空气吹到房间里。接着，他又突然想到这样有可能会使孩子患上流感，于是连忙将窗户关上。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然后回到客厅来喝，他可能是希望迪米会跟他学，也来喝点什么东西。
“你肯定不渴吗?”
迪米微微抬起他那苍白的脸，惊愕地看着费玛，就像在看一个陷入困境但你又无法给他帮助的大人。费玛又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
“那好，我们来玩扑克牌吧。要么，下一局强手棋[2]怎么样?要不和我一块儿看新闻?给我示范一下你们家的这台电视机怎么打开。”
“你摁按钮好了。最上面的那个。”迪米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你不应该唆使孩子喝酒。”
费玛说：
“当然不应该。我刚才这么做为的只是引你发笑呢。告诉我，你这会儿想做些什么。我来模仿一下沙米尔和佩雷斯好吗?”
“不。我都已经告诉你三遍了。”
费玛建议一起讲冒险故事、玩电脑游戏、说笑话、来一场枕头打闹战、玩多米诺骨牌，但他的建议都是白搭。有什么东西正压在孩子的心上，尽管费玛在那里查问他学校的情况，查问他下午在邻居家的情况，问他累不累，是不是肚子疼，问他美国的太空计划，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住嘴”。这会不会就是扁桃体炎的前兆呢?肺炎?脑膜炎?费玛自己也挤到扶手椅里，迫使这个皮包骨的挑战者越发往角落深处蜷缩。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孩子那柔弱的双肩，执着地问：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迪米说。
“身上哪儿疼吗?”
“不疼。”
“我们俩在一起稍稍疯一点好吗?要么，你这会儿想上床睡觉吗?你母亲说过要给你服半片安定。你想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吗?”
“你已经问过了。”
费玛觉得忐忑不安。一件棘手的事，一件严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事正在他的眼前发生，而他此刻却一筹莫展。如果特迪此刻在这儿，他会怎么做呢?他将手指伸进白化病患儿的头发里抚摩着，一边咕哝着：
“但你显然感到不舒服。他们把安定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迪米从他的抚摩中退缩出来，然后就像一只正在休息却突然被惊醒的猫儿那样溜开了。他踉踉跄跄地跑向另一只扶手椅，把自己埋在一堆靠垫中，只露出脑袋和一双鞋。他的一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背后眨巴着。
费玛的焦虑开始变成惶恐，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他说：
“我要给你叫个大夫。但首先我们要量一量你的体温。他们把温度计放在哪儿了?”
“别在那里耍小丑了。”迪米说，“你干吗不看看新闻呢?”
好像有人扑面给了他一拳，费玛狂乱地跳起来，试图把电视机打开，可他摁错了按钮。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丢丑了，他后悔溺爱了这个孩子，于是对他吼叫起来：
“我给你六十秒的时间，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
“那你走好了。”迪米说。
“很好。”费玛厉声说道，一边还试图模仿特德的严厉态度，甚至他的口音，“我这就走。好。但在我走之前，我给你四分钟时间做上床睡觉的准备，就四分钟，这儿有钟。不许吵闹。要刷牙，要喝一杯牛奶，要换睡衣裤，服安定，等等。不要再搞什么荒唐表演了。”
“搞荒唐表演的人是你。”迪米说。
费玛走出客厅，来到特德的书房。他无意把这个生病的孩子撇在一边。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如何收回他的最后通牒，于是，他在特德电脑前面那把铺着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来，也没有开灯，在那里敦促自己做一番理性的思考。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孩子生病了，立即需要治疗；要么，这孩子是在故意折磨他，使他费玛这会儿的一举一动就像小丑。突然，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面色苍白、饱受折磨的挑战者充满了无限怜悯。对他自己也充满了无限怜悯。“他俩甚至都没劳神丢一个电话号码。他们这会儿很可能正在特拉维夫过夜呢，正在一家富有异国情调的饭店或者夜总会里狂欢呢，连想都想不到我们。如果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同他们取得联系呢?如果他已经吞食了什么东西该怎么办?要是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呢?阑尾炎?小儿麻痹症?要么，也许这会儿遇到麻烦的正是他的父母?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发生了撞车事故?要么，恐怖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