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奥兹与他的以色列基布兹世界

无论是接受媒体访谈还是学友询问，我经常会遇到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对奥兹有何种影响、基布兹现状如何等问题。尤其是近年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与基布兹相关的话题就更多了。

基布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

基布兹（Kibbutz）字面为“聚集、聚居”之意，指的是以色列一种以农耕为主的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个特殊产物，20世纪初由第二次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拓荒者创建。这些充满激情的新移民在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理念的感召下从东欧来到巴勒斯坦，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是辽阔的平原，而是贫瘠的沼泽、沙漠和湖泊，与怀旧歌词中所描绘的祖先生存过的土地截然不同。那里气候恶劣，无法可依，住所经常遭到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居住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之，这些主要来自俄国的年轻人，梦想着耕耘自己的土地。建立集体农场可以从经济上积聚资本，为长期生存做打算，所以从1909年开始，便有了由十几个青年男女组织起来的劳动团体“德加尼亚”（Dagenia），这便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第一个基布兹的雏形。其理念便是用双手耕耘土地，建造家园。其后，新基布兹不断出现，基布兹人员也不断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地区大约有七百人居住在基布兹，到了19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人口已达六万五千人，约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

基布兹就像一个乌托邦社会。按照创建者的理念，在基布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大家从事不同形式的农业劳动，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儿童们住在集体宿舍，由基布兹统一抚养，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基布兹，犹太人不仅在形式上有了归属感，而且有了找到家，找到爱，找到关怀之感。当你受到伤害时，整个共同体会如同一个器官那样做出回应。一切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

基布兹在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基布兹成员不仅开荒种地，而且组织了各种军事武装，抵御当地阿拉伯居民和贝督因游牧民族的侵袭，并积极参与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为保卫新建的犹太国家献身。1949年，第一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讨论新的兵役法时提出，所有的士兵，无论男女，都有义务在基布兹或农业合作社服务一年，以增强“拓荒者”意识。但是，以色列的基布兹近年来面临私有化加剧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一些从事基布兹题材创作的以色列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探讨为何一度生机勃勃的共同体逐渐萎缩。

基布兹之于奥兹

奥兹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耶路撒冷，但十二岁那年其母自杀，一年后父亲再婚，十四岁的他决定离家前去胡尔达基布兹（Kibbutz Hulda），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表明同以父亲家族为代表的耶路撒冷旧世界断绝关系。基布兹对于塑造奥兹的个人身份乃至以色列人的集体身份，对于成就作家奥兹及其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布兹不仅送奥兹前去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而且赋予他创作灵感，启迪他逐渐步入文学殿堂。他的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长篇小说《何去何从》（1966）、《沙海无澜》（1982）均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其晚年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又以大量篇幅展现了基布兹的微观世界。

《朋友之间》与时下的基布兹

即使在年逾古稀之际，在离开基布兹二十六年之后的2012年，奥兹仍对基布兹念念不忘，创造了反映基布兹人心路历程的短篇小说集《朋友之间》，算是对基布兹生活的又一次回归。收入小说集的八个短篇均以虚构的耶克哈特基布兹为背景，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视为一个整体，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基布兹（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几乎同期）生活的诸多层面。

第一个短篇小说《挪威国王》中的主人公普罗维佐尔是个园丁，素有“灾难天使”之称，热衷于在第一时间向基布兹传播各种坏消息，如火灾、地震、洪水暴发等灾难性事件。他虽然不拒绝与丈夫在加沙丧生、深受基布兹尊重的教育工作者露娜约见，谈天说地，但拒绝与包括露娜在内的任何人发生肢体接触。当露娜触犯这一禁忌后，他不再与之见面，导致后者一度放任自己，最后离开了基布兹。普罗维佐尔禁止别人触碰的行为貌似个人癖好，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情境。

孤独以各种形式弥漫在集子中的每部作品中。《两个女人》中的奥丝娜特独自在洗衣房工作，“她整天开着收音机，借此平息孤独的心境”。原因在于，曾经的丈夫布阿兹红杏出墙，一度钟情于另一个离了婚的基布兹女子阿丽埃拉，并与之同居。但二人之间亦有隔膜，于是两个女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讨论伤害她们的同一个男人。标题小说《朋友之间》中的十七岁少女埃德娜的母亲和兄长均已离世，她是父亲纳胡姆如今唯一的孩子，父亲在基布兹当电工，她在基布兹学校读书，几个月后就要去服兵役。父女俩虽然相互关怀，但话题从不触及情感，从不触及彼此，也从不触及死去的亲人。父亲并不了解女儿的社交与私生活，直到有一天，女儿搬进了父亲的朋友、五十来岁的基布兹创始人大卫·达甘的家，父亲将此视为朋友对自己的背叛，于是鼓起勇气，决意将女儿找回……《父亲》涉猎创伤体验与重塑新移民的问题。塞法尔迪男孩莫沙伊居住在基布兹，但经常到医院看望显然经历过创伤的父亲。以大卫·达甘为首的基布兹人尽管准假给他，但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而是希望他与家人断绝关系，进而暴露出以色列建国之初的反大流散倾向。《世界语》的主人公温德伯格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说创伤后遗症。他反对接受德国人赔款，从其他基布兹搬到这里。他尽管身患重疾，但不肯放弃修鞋的工作。他一直希望大家都掌握世界语，借以消除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当他拖着病体讲授第一节世界语课时，只有三个学生，其中包括他的邻居、照顾他起居的奥丝娜特。小说最后，温德伯格撒手人寰。他没有子嗣，基布兹为他举办葬礼。众人散去后，只有奥丝娜特独自留在墓地，这意味深长的结局令人不免对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追问。《戴尔阿吉隆》与《小男孩》触及的是基布兹的集体主义体制与教育体制问题。《在夜晚》将主要视点集中在基布兹的家庭危机与生存境遇问题。小说主人公卡尔尼是基布兹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由基布兹孩子担当书记的第一人，在是留在基布兹还是到别处享受私人生活的问题上与妻子意见相悖，尽管他也认为基布兹对女人不公平，她们的平等建立在必须像男人那样工作，像男人那样行事，摒弃一切女性特征之上。卡尔尼尽管努力改变现状，但无济于事。就在他当班的夜晚，基布兹女子妮娜来向他反映家庭生活的不幸，以及与丈夫分手的愿望。妮娜不仅妩媚动人，而且头脑敏锐。这场夜谈不仅让卡尔尼的心中泛起涟漪，也令中途碰到他们的目击者想入非非，而第二天他们将会成为整个基布兹茶余饭后的揶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