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新年里达普顿太太家迎来了新房客，这是一位留着灰色长须的老年绅士。他租下了康斯坦特先生生前住过的两间房子，开始在那里安度晚年生活。房东一般无法在市场上把闹鬼的房子（据说常有冤魂在这类发生过谋杀案的房间中游走）租出高价。如果“巴尔福爵士的手段”能够把物价水平降低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水平，那么整个爱尔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这位新房客为租下这两间房却付出了不菲的租金，人们不由得怀疑起他是否对鬼魂有什么特殊的偏好，进而又猜测他可能是鬼魂研究会的一员了。邻居们把他想象成又一个疯狂的慈善家，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显得神智不正常的举动。莫特莱克经常会在楼梯过道间遇见这位新房客，但他根本没对老人费什么心思，需要他关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虽然他在工作上比以往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但却仿佛失去了工作的原动力。有时他让自己沉浸在对演讲的痴迷中——通过对不公的憎恨以及对弟兄们苦难的同情来发泄自己；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埋头苦干着。有时他也会有一些短途的旅行，今天在这个小城镇，明天又换个地方。各处听演讲的仰慕者都发现他脸色憔悴，给人一种劳累过度的感觉。于是就有人开始讨论筹集一点经费资助他到欧洲大陆度假的事情——让他去享受一个靠他每周几英镑收入无法得到的假期。那位新房客无疑会参加这次募捐行动，他像是很喜欢在莫特莱克外出的夜晚出入其房间。每当这时，他会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吵着一墙之隔的房东太太。毕竟，温普是个安静的男人。

一月二十一日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东伦敦处于一片欢腾之中。格拉斯顿先生同意出席为阿瑟·康斯坦特肖像揭幕的典礼，这幅画像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捐赠给弓区工人假日俱乐部的，这将会是一次盛大的典礼。这个典礼与党派政治无关，因此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有向主办人索票的权利。更不用说那些尊贵的夫人们了。大多数工人委员都希望能亲自参加这次聚会，所以外界索票的申请十有八九都被组委会拒绝了，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组委会委员们内部议定在分配门票时不考虑男女平等的因素，这也是劝退那些说起话来和格拉斯顿先生一样滔滔不绝的女眷的唯一办法。每个委员会的成员回家都会告诉自己的姐妹、姑婶以及远房的女眷，其他委员都坚持把票让给了别人，作为少数派的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去要票呢？

克劳先生并不是工人俱乐部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十分期盼能够聆听他所轻视的那位演说家的演讲。幸运的是莫特莱克先生还记得鞋匠希望听他演说的愿望，在典礼的前夜特地送来了一张门票。当他还在为得到门票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丹齐尔·坎特科特在不辞而别三天后突然回家了。他全身衣服又脏又乱，帽子歪斜，络腮胡纠结着，眼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鞋匠看到他的模样时，差点把手中的门票掉在地上。“嘿，坎特科特！”他招呼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忙死我了！”丹齐尔说。“快给我来杯水吧。我的嗓子现在和撒哈拉沙漠一样干。”

克劳进里屋拿水，费尽全力不让克劳夫人知道他们的房客回来的事。在诗人离家期间，“孩子他妈”毫无顾忌地大发了一通牢骚，她用的那些词汇与诗人这么文雅的职业一点也不相称，她不假思索地把诗人称为寄生虫和卑鄙的骗子，说他一定是为了躲避房租而溜走了。她断言自己的混蛋丈夫再也不可能看到那个坏蛋了。不过，这次克劳夫人的判断显然是错的。丹齐尔又回来了。但克劳先生并没有产生丝毫胜利感，他并不准备到妻子的面前宣告“看看！他不是回来了嘛”。在他的悲苦生活中，这样的时刻本应为他带来比宗教更大的安慰。不幸的是，取水必须要去厨房。他是个有节制的男人，因此中午拿水喝的反常行为还是引起了克劳夫人的注意。他只得把诗人回归一事向夫人和盘托出。克劳夫人马上跑进店铺以验证丈夫的说辞。克劳只能沮丧地跟在她的身后，盯着一路上从杯中流下的一串溢出的水珠。

“你这个没用、愚蠢的废物，他到哪儿——”

“哎，孩子他妈。让他喝点水吧。坎特科特先生渴了。”

“他会关心我的孩子是否挨饿吗？”

丹齐尔贪婪地把水一饮而尽，好像喝的是白兰地一样。

“夫人，”丹齐尔咂着嘴说，“我非常关心你的孩子，生命中没什么事能比听到一个小孩，一个可爱的孩子——世上最美丽的生灵，在挨饿更让我感到悲伤的了。你对我有误会。”他的声音颤抖着，仿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泪水开始涌出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