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九章 两个结论（第3/6页）

“这里，我再就时间问题讲几句。依我看，关于那块敲瘪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和不适宜放表的地方，况且，就在床头边，还有个‘钩’，专门用来挂表。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有意放进口袋的，是伪装的假象。谋杀肯定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

“那么，作案时间比一点一刻早吗？说确切点儿，是一点差二十三分吗？我的朋友鲍克先生倾向于这一点。他举出，我正是被那时的大声呼喊所惊醒的这一事实，来和我辩论。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厉害，他不可能喊出声来。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斗，进行自卫。但是，没有任何这种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克昆曾经提醒人们注意，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是相当明显的），雷切特不会讲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时所发生的整个事情是个喜剧。专门为我而演出的喜剧！任何人都有可能识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这在侦探故事中是屡见不鲜的手段。他们估计，我应该看这个问题，但由于陶醉在自己的聪明才智上，以致错误地会计，既然雷切特不会讲法语，那么，我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那个声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时雷切特一定已经死了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然而，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到一点的段时间里，雷切特由于麻醉的作用正处于熟睡状态。”

“可是，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开门，住外看了看。我确实是听到说的法语，假如我是那么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会意识到那些话的意义，就必然会引起我的关注。必要的话，麦克昆先生现在就可站出来，他会说：‘对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说话，他不会讲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几点呢？是谁杀了他呢？”

“根据我的看法，仅仅是一种看法，雷切特是在将近两点时被杀的，也就是大夫所给时间范围的最后时刻。”

“至于谁杀了他──”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听众。一个个都睁大双眼，注视着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整个餐车异常安静，简直可听到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说：

“在一个现象，始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难把整个谋杀归罪于车上的某一个人，以用归结于相当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难凑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证，证明对方作案时不在现场。于是，麦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时对方不在场的证据──而这两个人看起来，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认识的。同样的情况，还有英国男佣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国姑娘。由此我对自己说：‘这是异乎寻常的──他们不会都有嫌疑的！’ ”

“于是，先生们，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们都是有嫌疑的。因为，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同乘一趟车旅行，这种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划的。我记得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有关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的──车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于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团── 一伙不寻常的人， 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尔──加来车旅行──得到了解释。”

“雷切特逃脱了美国的判决。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审团，他们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于情况紧急，被迫担任了行刑队的角色。根据这一假想，整个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我把它看作一个完美的拼花艺术，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

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人，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站出来替他作证。并把事情搅乱。哈特曼的证词，在怀疑凶手是外来人，而又证实不了作案时机时，是必要的。这样，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乘客就没有危险了。所有证词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象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难。正如我朋友鲍克先生说那样，这个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样，简直不可能！这正好是他们所指望的。”

“有人会问，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一切吗？我说，可以。伤痕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伪造的恐吓信──因为是假的，写出来只是为了作个证据。

（毫无疑问，一定有真的信，用来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运，当然，已经被麦克昆烧毁了，并用其他的信调了包。）然后，是哈特曼说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以及对对那个神秘人物的描述：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这样描述很恰当，因为，它不会牵连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列车员，而且，同样可能是一个男人或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