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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他的名字省事不少，因为他是在圣巴尔多禄茂节[2]那天来到孤儿院的，所以自从一开始，他就叫“巴特”。可后来，稍大一些的孩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博莱特”[3]，甚至后来连孤儿院里的员工也都这么顺口叫他了。（没准这又是院长为了排遣他内心中的“孤立感”所采取的措施？）就这样，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进了文法学校[4]。

没错，文法学校。可又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跟文法学校也“格格不入”呢？

难道是因为他的衣服有那么一丁点儿不同吗？当然不是。他小时候还谈不上脸皮薄，只是显得有些不合群罢了。难道是因为他是个专心读书的书虫？肯定也不是：有半数他这种类型的孩子读书也读得很好。那么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所学校不适合自己呢？他听不进院长的良苦劝言，铁了心要休学工作，决绝得甚至都不像是个孩子的模样，院长辩驳不过，陷入沉默，最后批准了他的吁求。

可以想见，他也不喜欢工作。办公室离他那儿有五十英里远，并且由于他连一处普通的住处都租不起，只得栖身于当地的“男童院”。直到他进了“男童院”之后，他才知道原先那个孤儿院有多好。工作和住处犹如鱼和熊掌，只能勉强应付一个，却不能两者兼顾。而两相比较，他又认为办公室的工作是最为糟糕的。虽说这份工作舒服自在、轻松闲暇，并且从长远来看，还算有些奔头。可他觉得那里无异于监狱，不止一次地意识到时间与他擦肩而过，白白浪费。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就这样作别了办公室的生活；对未来显然也没有任何规划。某天，他走过一家旅行社，玻璃窗上贴着“迪耶普一日游”的宣传广告，大号的红色字体标着价格，正好是自己所有积蓄的总数——差不多半克朗[5]。即便如此，如果不是赶上老亨德伦先生的葬礼，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亨德伦先生是他一个“退了休”的同事，在他葬礼的这一天，办公室决定休假一天“以示敬意”。就这样，口袋里装着一整个星期工资又有一天假的他，带上了所有的积蓄，“出国”游玩去了。他在迪耶普玩得十分开心，即便他的法语只学了一年，说起来还磕磕巴巴的，也没让他觉得扫兴。可到了要回程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却突然蹦出了想要留下来的念头：他一到海港，这个令人惊讶的想法就紧紧地抓住他不放。

他望着皮姆利科区的这间房子的天花板，暗自思索，到底是他天性诚实，还是因为在孤儿院受到的良好教育，让他竟然为了一个赊下来的洗衣账单而心生愧疚？照常理，对于一个身无分文、风餐露宿的男孩来说，赖下两三便士的洗衣钱本不应有什么良心不安的。

是那辆从海港驶来的马车成了他的救星。他竖起了大拇指，马车上皮肤黝黑、汗涔涔的马夫一瞧见这个国际通用手势，就咧嘴笑着放慢车速，经过他的身边。他先是追着车子跑了一会儿，然后抓住车板，最后让马夫给拽了上来。从此，他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了。

他原本计划要留在法国工作。在去往勒阿弗尔[6]的漫漫长路上，他反复掂量，并且跟司机比画手势，讨教能够赚个丰衣足食的法子，可无奈，司机说的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到了勒阿弗尔的一家小店歇脚的时候，他的邻座启发了他，这个人眼神宛如一只丧家之犬，忧郁神伤地对他说道：“小老弟，在法国，单凭你是个男子汉还不足以找到个工作。你还得有身份证件啊！”

“那么，”他问道，“没有身份证件的人都去了哪里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去了哪个国家？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也是突然才意识到，世界就在自己脚下，从此可以心随所向、浪迹天涯了。

“天知道，”那男人回答道，“人就是越活越胆儿小了。去海港边随便挑艘船上了吧！”

“哪艘船？”

“无所谓。你们英国人不是有个那什么的游戏吗——”他比画了一个手势。

“你是说那个点兵点将的游戏？哦，是啊，‘点兵点将，点到谁就……’”

“不错。你就这么去海港边上，接着念叨‘点兵点将，点到谁就上谁的船’，再趁着大家都没注意到你的时候溜上去吧。可你还是得小心，到了船上，他们查身份证明的时候简直跟疯子没有两样。”

就这样，他点中了巴尔夫勒号。只不过他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身份证明：对巴尔夫勒号上的厨子来说，他的出现简直是上苍的馈赠，他们这些年可都盼着能找来个助手呢。

好一艘老巴尔夫勒号！脏乱而满是锈绿的厨房里散发着陈年的橄榄油味儿；灰色的海面常常卷积着如山峰似的巨浪；而这艘船一次接一次奇迹般地穿梭其中，安然无恙；还有那个厨子，每个星期总要喝一次酩酊大醉，只好让他充当起免费的临时厨子，还得学吹口哨、学说水手们蹩脚的行话。真是好一艘老巴尔夫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