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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线叫肆虐的狂风刮得忽上忽下，飞扬的尘土在车窗周围回旋起伏；碧的心情也跟随着这番律动，忽上忽下，回旋起伏。

“当然啦，我是应该登门拜访不错，”桑达尔在电话里说道，“打电话交代如此重要的事情本来就有悖于我的原则。可是我又担心，我的到来会让孩子们以为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倘若这次意外只是暂时的话，让孩子们担惊受怕恐怕是不值得的。”

桑达尔老先生真是又可怜来又可爱。他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人，在透露消息之前，还不忘先问她是不是坐好了；等话说完，又连不迭地问道：“你没晕过去吧，阿什比女士？”

她没有感到目眩头晕。只是久久地呆坐在原地，双腿好不容易才重新积聚力量站了起来，然后径自走入自己的房间，去找帕特里克的照片。除了一张西蒙和帕特里克十岁、埃莉诺九岁时在照相馆拍的合影外，她一无所获。毕竟，她向来不善保存照片。

她的嫂子诺拉倒十分热衷于收集自己孩子们的照片，可是不喜欢用相册，因为她觉得那玩意儿“既耗时又占地儿”。（诺拉从不浪费，好似冥冥中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一样。）她把所有照片都保存在一个破破烂烂、圆圆鼓鼓的牛皮纸信封里，封面上还写着“O. H. M. S.”[1]的字样。不论她去往何处，这信封总是不离身。自然，去欧洲度假时，她也带着它，结果在肯特海岸空难中，这信封也随之付之一炬了。

既然找不到照片，碧干脆上楼来到了那间破旧的育儿房里，好像在那儿她能更贴近孩童时的帕特里克似的，尽管她心里也清楚，这里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帕特里克的痕迹了：西蒙把所有有关帕特里克的东西都烧了个一干二净，这也是唯一让她觉得，西蒙对帕特里克的死耿耿于怀的地方。当年帕特里克的死讯一到，西蒙就离家去了学校，等他回来过暑假的时候，表现得还算正常——当然啦，在那种情况下，姑且把不提帕特里克其人其事算作正常吧。后来有一天，碧来到一处孩子们扮演“北美印第安人”的篝火地点，偶然在一处灌木林里看到西蒙在烧火，火焰中满是帕特里克的玩具和其他物品。她记得，就连练习册也被喂进了熊熊的烈火之中。遭此命运的还有书籍、儿童画以及挂在帕特里克床头那只傻乎乎的玩具马——西蒙把它们都给烧了个干净。

瞅见碧时，西蒙一脸怒气冲冲。他在碧和篝火间游走不停，有如困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他终于开口，几乎是叫喊着说道：“我就是不想再看到它们了！”

她无奈地回答：“我理解，西蒙。”然后走开了。

所以那间房里不会再有任何帕特里克的痕迹了；实际上，那儿也找不见其他孩子的痕迹。年幼的碧自己也曾住过这里，当时房间简陋不堪，与世隔绝，大部分家具都来自于其他房间里的淘汰物件。房间地上铺了一个带图案的油皮毯子，还有一方碎呢地毯，房里摆着一张奇形怪状的柳条椅，一个晾衣架，一张松木桌，上头红色的棱纹桌布已是边角磨损、墨迹斑斑；洋蔷薇色的墙纸上张贴着各式彩色的印刷版画以及名家画作的赝品，还挂着一个布谷鸟自鸣钟。诺拉后来又清整了一遍房间，她先是把墙面刷成了浅蓝色和白色，然后贴了一张带有童话人物的壁纸，甚至有一个室内装潢杂志的插图就是在这里取的景。只有那个布谷鸟自鸣钟还留存了下来。

孩子们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现在，那儿已是空空如也，整齐划一，看起来就如同家具店的橱窗一样。

她只得折返到自己的房间，心中迷惘而郁闷，往小包里拾掇了几件上午要用到的东西。明天，她必须去一趟城里，直面阿什比家族历史上的又一次危机。

她曾问道：“您打从心里相信他会是帕特里克吗？”

可桑达尔先生也不能给她一个准信。

“他倒不像是在伪装，”他字斟句酌地说道，“可如果他不是帕特里克，又是何方神圣呢？阿什比家族的人长得都异常相像。何况他这一代也没有其他的男娃了啊。”

“可帕特里克怎么着都会写信吧？”她辩驳道。

这一点她反复思量过。帕特里克是不会让她在这些年里一直沉沦在痛苦和怀疑之中的。帕特里克一定会写信回来。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他。

可是，假如他不是帕特里克，又会是谁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她脑海里忽上忽下，回旋起伏，不可断绝。

“对此，你最有发言权，”桑达尔先生说道，“在那些还在世的家人里，你才是最了解那个孩子的人。”

“还有西蒙。”她回答说。

“可西蒙那时毕竟还是个孩子，孩子多忘事，不是吗？而你当时已经成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