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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伙，”大个子开口道，“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狠。”他朝我扭过头来。“对了，”他说，“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前。那些顾客或单身或三三两两，全都成了一言不发的影子，他们无声地从地板上飘过，又无声地从楼梯尽头的那扇门里飘了出去。无声如草地上的黑影。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弹簧门摇摆。

我们在吧台上倚着身子。“酸威士忌，”大个子说，“你的自己点。”

“酸威士忌。”我说。

于是我们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个子顺着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无表情地把酸威士忌舔下肚去。他严肃地盯着酒吧招待——这是个愁眉苦脸的瘦小黑人，穿着一件白外套，脚痛般地动来动去的。

“你知道维尔玛在哪儿吗？”

“维尔玛，是吗？”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近没在这块儿瞅见她。最近没见着，没有，先生。”

“你来这儿多久了？”

“让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额头上现出一条条皱纹，然后扳起了手指头，“大概十个月吧，我猜。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个子说。

酒保两眼瞪得像铜铃，喉结上上下下地扑腾着，像只没头的母鸡。

“你们这笼子变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个子粗声盘问道。

“谁说是？”

大个子的手捏成了拳头，手中那只装着酸威士忌的玻璃杯几乎顿时消失在了无形之中。

“五年吧，”我说，“至于这个叫维尔玛的白人姑娘，这家伙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没人知道。”

大个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从蛋里孵出来一样。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混蛋，谁让你来插一脚的？”他问我。

我挤出一个微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友好的微笑。“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进来的家伙。想起来了吗？”

他咧嘴回了我一个笑容，一个干巴巴的笑，只见白牙，没有意义。“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你裤裆里的跳蚤抖干净。上快点儿。”

酒保迈着小碎步子跑前跑后，骨碌碌地翻着白眼。我背靠吧台，抬眼看着房间。屋里现在空了，只剩下了酒保、大个子和我自己，当然还有那个一头撞在墙上的保镖。那保镖开始动弹了。他慢慢地挪着身子，像是忍着剧痛、十分吃力的样子。他沿着踢脚板不声不响地爬着，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苍蝇。他挪到了桌子后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苍老了、幻灭了。我看着他挪动身子。酒保这时又拿来了两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转过身子。大个子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那个在地上爬行的保镖，然后就不再留意他了。

“这夜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抱怨道，“以前这儿有一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个个漂亮的小房间，男人可以进去找些乐子。维尔玛在这儿唱过歌。她是个红头发，媚得就像蕾丝内裤。我们那时都要结婚了，结果他们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这场冒险已经快让我受够了。“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以为我这八年都上哪儿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着自己的胸膛。“蹲在牢里呐。我叫马洛伊。他们叫我驼鹿马洛伊，因为我个儿大。大本德银行劫案。四万大洋。我一个人干的。厉不厉害？”

“你现在打算把钱花掉对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声响。那保镖站起身来了，左摇右晃地走了几步，伸手握住赌桌后面一扇黑门的把手。他打开门，几乎是摔进去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咔哒一声上了锁。

“那是什么地方？”驼鹿马洛伊厉声问道。

酒保的眼珠在脑壳里飘忽不定，然后才费力地定睛望着那扇门，保镖刚刚跌跌撞撞地从那里钻了进去。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后面。”

“他说不定知道。”大个子说。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说笑话。已经碰着两个这样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过房间，步履轻快，心中没有一丝顾虑。他巨人般的后背遮住了那扇门。门锁着。他拉住门摇了摇，一块门板飞到了一边。他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一阵沉默。我看着酒保。酒保看着我。他的眼神若有所思。他擦了擦柜台，叹了口气，右臂撑在台面上趴了下来。

我伸手越过柜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这只胳膊又瘦又脆。我捏着它，对他微笑。

“你那底下藏着什么东西，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