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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主妇的人数越来越多，本来就不大的房间变得更加拥挤了。到了九点半，我们一群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了隔壁的会议室。打开门一看，只见会议室里排满了折叠椅，正面还有一块黑板。

我暗自期待小池理津子也会进来，拼命寻找着她的身影。但她却再也没出现过。

我在椅子间穿行，来到第五列的中间坐下。这会议室其实挺宽敞，但摆得满满的椅子还是很快被学生和主妇们填满了。我坐的地方还算比较靠前。

我静静等待着，不一会儿，便有一名三十岁左右、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开始派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和一个壁挂式的牙刷套装。待东西发到每个人手里后，他便开始用熟练的口吻进行讲解。

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思考自己应聘的到底是个什么工作。听那人的说明，我马上就要展开的工作，似乎是当问卷调查员。至于问卷的内容，则是对东京都居民的民意调查。

“这是东京都厅设计的调查问卷。”站在黑板前的男人解释道。我开始哗啦哗啦地翻看膝上那本小册子。

都厅提出的调查问题多达四页纸。每个问题设有三个选项，调查员只需在调查对象选择的答案上画个圈就好。但我转念又想，突然给别人塞去这么一本材料，让他回答上面的所有问题，很可能会吃闭门羹。

“我们选择的调查对象，都是从东京都的居民登记簿中随机筛选出来的，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性，还专门强调了职业、地域和年龄层的平衡。因此，此次的调查必须以被选出的个体为对象，而非该个体所属的家庭。请各位务必要准确理解这一点。

“因此，我们原则上必须与名单上的人面对面接触，由你们念出问题，让对方亲自作答，然后再由各位在答案上打圈。若本人不在，其亲属或朋友提出代为作答，你们也不要答应。明白了吗？

“不过，如果对方实在抽不出时间，让你先把问卷留下的话，那也没办法，你们可以第二天再去把答案取回来。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务必要提醒当事人，让他亲自回答。

“不过这种情况，原则上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因为那不能保证是指定的当事人做出的回答。这样一来，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就得不到保证了。”

听着男人的说明，我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设想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突然敲响自己家的门，塞过来一份冗长的调查问卷要自己回答，人们究竟会不会轻易答应呢？

“现在，我先给在场的每一位成员派发三十个住址和名称。请各位借助地图找到自己负责的区域和个人，并一一收集他们的回答。至于地图，请各位自己到书店去购买，费用可以由本公司报销。

“另外，因为这并不是强制性的调查，若遭到对方拒绝，就不必再纠缠下去了。只是我们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必须用到他们的回答，因此请各位多加努力，说服调查对象。我们会根据各位所获得的答卷份数来发放薪酬，因此赚多赚少全在各位自己的努力了。请加油吧！

“还有，刚才分发给各位的壁挂式牙刷套装是送给调查对象的礼物。

“就这样了，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开始向各位分发三十人份的礼品和调查问卷……”

装有三十份牙刷套装和调查问卷的纸袋很重。除我之外，大家好像都是三五成群来做这个兼职的。最后，我一个人提着那个沉重的纸袋，离开了位于京桥的那座楼房。我被分配到了葛饰区的龟有。乘坐常盘线在龟有站下车，我首先到站前的书店买了本地图，随后便坐进咖啡厅，点了份午餐，展开地图查看那三十个人的住址。

离开咖啡厅，我走在路上，好奇地想着小池理津子如今正在做什么。她现在是否也提着一个沉重的纸袋，走在东京的某个角落里呢？

即使是比较合作的家庭，在听我说完造访目的后，也多数会让我把调查问卷留下走人。公司虽然让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但我毕竟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所以每次都会大喜过望地把问卷留下。

要找到名单上指定的住所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我负责的这一带属于老城区，大量低矮的住房挤在一起，极少遇到高层公寓或普通出租屋，就算我千辛万苦找到了正确的地址，多数时候也不知该绕到哪条小路里才能找到大门。

第一天，我满头大汗造访的那几家人都称不上是富裕人家。我不断从这条小路拐到那条小路，千辛万苦地找到正确的入口，打开破旧的玻璃拉门，通常都会看到一个宽敞的土间[6]，而那家的主妇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踩着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