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马修·斯卡德一起长大

1980年刚过十四岁生日那会儿，我说服父母让我独自搭乘长岛铁路火车前往曼哈顿西五十六街的推理书店。就是在那里，在那间位于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属于奥托·潘兹勒的书店，我邂逅了马修·斯卡德。

和普通书店相比，推理书店的环境颇为吓人。入口处有几级阶梯，推开大门进入后，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店内一片死寂，没有播放电梯音乐，没有贴心的询问台，也没有别的顾客。只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家伙一声不吭地待在前台，长相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蒂芬·金书中的作者照片有种诡异的相似感，令我感到些许不安。要我说，就书店而言，这里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时我基本都看间谍小说。从踏上前往曼哈顿的处女之旅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找寻一些别的，但我并不清楚具体的目标。我不得不去前台询问那个阴森的“斯蒂芬·金”，这着实需要勇气。他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猜他一定不愿被来自拿骚县的小孩打扰。

所以我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直到他的视线暂时从手里的书离开并注意到我。我鼓起勇气开口请他推荐。

“你喜欢看什么？”他问。

我咕哝道：“好多。”

“你喜欢看搞笑的吗？”

“不喜欢，”我说，“我喜欢看上去像真实的故事。”

“那么，”他说，“你也许会喜欢硬汉派。”

硬汉派，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词，但听上去不坏，可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我说，“给我一些硬汉派的书。”

他伸手从后面抓了三本书。

“这些是给你的。”他边说边把书给我——《父之罪》《谋杀与创造之时》《在死亡之中》，“作者都是劳伦斯·布洛克。”

我付了钱，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坐下一班火车回家。上车后一找到座位，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读《父之罪》。

五十五分钟后，我差点坐过站。

妈妈来车站接我。在回家的车上，我和她没说几句话。我一直在读马修。进门之后，我朝姐姐们点了点头，便径直走向卧室继续阅读。

翻版斯蒂芬·金说得没错，马修·斯卡德的确是我想要的。

我一口气读完了三本。我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对马修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毕竟我们的人生经历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我还从未喝过酒，也从未杀过人——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更未曾和女孩接过吻，但不知怎么，我能理解他。

也许是因为马修身上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他想喝酒就喝，想打架就打，要是不想和你说话，他绝不会搭理你。就算你是他的客户，他也不会讨好你，不会对你做出承诺一定能查明真相，也不会向你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马修决不是无知少年。他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扭曲不堪，但这不意味着要向它卑躬屈膝。他会为了情报去贿赂警察，但他不会自欺欺人地做出一副无辜的嘴脸。

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正被迫学着如何向世界妥协，开始明白成人大都满嘴谎言，而马修·斯卡德绝不迎合他人的作风对我而言如同一股清流。他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而此前我读过的书里的间谍无一不是万能的超人。马修没有死死守着他性格或特性中的某些东西不放。他清楚这一点，也在读者面前承认这一点，而我正喜欢他这一点。

我现在仍然喜欢他这一点。看完《在死亡之中》后，我决定追完整个系列。和少年时代的其他承诺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遵守了诺言。幸运的是，书越来越好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伦斯·布洛克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马修在变老，不再喝酒，不再嫖妓，不再……他几乎什么都不再干，只有在他足够在乎或愤怒的时候才会去重操旧业。于是我会再次和马修相遇，尽管我去神秘书店——现在已在市中心——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尽管我看小说的时间也屈指可数，尽管我早已不是当初那名十四岁的少年。

我的儿子已经十五岁。两周前，他首次独自一人坐火车前往华盛顿特区，需要为旅途准备一本书。我带他来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父之罪》，告诉他：“这是你想要的。”他微微一笑，看上去远远不如我当年兴奋。

书中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马修和米克·巴卢。他俩二十多年的友谊是这个系列的灵魂，也是所有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友谊。这是对劳伦斯·布洛克在马修·斯卡德系列中展示的浪漫主义的认可，是对未来和希望的认可，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容忍、荣耀和真实的认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宽恕。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一直待到深夜，这就是宽恕。他们时而侃侃而谈，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静静坐着，直到第一缕阳光从葛洛根的窗户射进来。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避风港，在那里没人会对你指手画脚或指摘非难。就算堕落也好、有罪也好，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马修和米克是有缺陷的，同时也是完美的。当我们与他们为伴时，我们坚信自己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