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袋妇的一支蜡烛

那是个瘦小的年轻男子，身穿蓝色细纹西装，白衬衫的领口端整扣住。他眼镜椭圆形的镜片框着棕色玳瑁。他的头发是暗棕色，短但不算太短，梳理整齐分线在右侧。我看到他走进门，看着他在吧台停脚询问。那个礼拜轮到比利值午班。我看着他对年轻人点点头，惺忪的睡眼甩往我的方向。那人走向我的桌子时，我垂下眼睛，看着眼前一杯掺了波本的咖啡。

“马修·斯卡德吗？”我抬眼看他，点点头。“我叫艾伦·克雷顿。我到你的旅馆问过。柜台那人告诉我也许可以在这儿找到你。”

这里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绕过一个转角便可以走到我五十七街旅馆的酒吧。午餐的人潮已经退去，只除了前头两三个落单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开始因为酒精而浓浊。外头的街上洒满五月的阳光。严寒的冬日漫长难挨。记忆中没有过这么叫人欢迎的春天。

“我上礼拜打过几次电话给你，斯卡德先生。想来你没收到留言。”

我是收到两个留言，搁着没理是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要干什么，也不想花几美分问出答案。不过我愿意配合他的说法。“是家廉价旅馆，”我说，“留言他们不见得处理。”

“我可以想象。呃，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吗？”

“就在这儿谈如何？”

他四下张望。想来他不习惯在酒吧谈生意，不过显然他已经决定要为我开个先例。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然后坐到我对面。新上工的早班服务员安吉拉快步走来问他要点什么。他瞥了一眼我的杯子说他也要咖啡。

“我是律师。”他说。我头一个念头是他不像律师，不过我马上想到他也许处理民事。我当过警察，和刑事律师共处的经验颇多，干这行的可以分成几种类型，而他全都不是。

我等着他讲明想雇我的原因。不过我搞错了。

“我正在处理某人的遗产，”他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抹似乎经过算计但却友善的微笑，“我很乐于向你报告，你继承了一笔小小的款项，斯卡德先生。”

“有人留钱给我？”

“一千两百美金。”

是谁走了呢？我早就跟所有亲人失去联络。我的父母多年前过世，而我们跟家族的其他人又并不亲近。

我说：“是谁——？”

“玛莉·艾丽丝·雷菲德。”

我大声重复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玛莉·艾丽丝·雷菲德是何方神圣。我看着艾伦·克雷顿。我看不清他眼镜后头的眼睛。他薄薄的嘴唇透出一抹淡淡的笑，像是我的反应并未出他所料。

“她死了？”

“约莫三个月以前。”

“我不认识她。”

“她认识你。你应该认识她，斯卡德先生。你或许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笑容加深。安吉拉已经捧来他的咖啡。他往里头搅拌牛奶和糖，小心翼翼啜了一口，赞许地点点头。“雷菲德小姐死于非命。”他说话的模样像是在演练一句他不习惯讲的话。“她于二月底遇害，作案手法残酷而且原因不明——又多了个无辜的街头冤魂。”

“她住纽约？”

“噢，对。就住附近。”

“她也是在这一带被杀的？”

“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有人在小巷子里发现尸体。凶手连续戳了她好几刀，然后用她脖子上的围巾把她勒死。”

二月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西五十五街。丧尽天良的凶手。戳刺勒颈，死在暗巷的女人。我通常都会记住命案，也许是残留的职业病吧，也许是因为人类不人道的行为一直让我诧愕。玛莉·艾丽丝·雷菲德留了一千两百块遗产给我。而且有人拿刀刺她把她勒死，而且——

“噢，老天，”我说，“是那个袋妇。”

艾伦·克雷顿点点头。

纽约到处都是这种人。东区，西区，每个区都不缺它们专属的袋妇。有些是酒鬼，不过大部分都不需酒精帮忙就疯了。她们在街上浪游，蹲聚在石阶或者门口。她们在石头上找到讲道词，在垃圾桶寻得宝藏①。她们自言自语，她们对着路人讲话，还有对神讲话。有时她们喃喃低语。有时她们尖声嘶叫。

她们随身携带家当，这些袋妇。购物袋是她们外号的由来，以及最明显的共同标志。她们大半似乎都有妄想症，而她们的疯狂则让她们深信自己的财物非常宝贵，敌人虎视眈眈必须严加防范。所以她们的购物袋永远都不离视线。

中央车站曾经群聚过这样一群袋妇。她们会守在候车室一夜不睡，时不时轮流拖着脚蹒跚走到洗手间。她们很少与人搭话，然而某种群体直觉却让她们可以安然相处。当然她们并没有安然到可以把自己宝贵的袋子托付给别人保管，所以每一个可怜的疯妇在来回于洗手间之时，都会随身扛着自家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