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第2/4页）

当然，有些作家不喜欢被访问。采访让他们生气。“同样的老问题，”他们抱怨说。好吧，他们在指望什么？记者是受雇佣的文人。我们作家才是名副其实的文人。记者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老旧答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编故事，是我们用来谋生的手段。所以每年我都会接受许多次采访。一生接受了数百次采访。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天才需要远离别人的视线才能取得成就。我的天才不是一件脆弱的物品，新闻记者的脏手指不会让它畏缩。

早年，他们常常试图挑我的错。他们做调查，口袋里装着一星半点真相来访问我，他们算好时间拿出准备好的资料，指望能吓唬住我，使我透露更多真相。我必须小心谨慎。一步步将他们引向我所期望的方向，用我的诱饵轻轻地吸引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引向一个比他们原来所关注的更美妙的故事。一个精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两眼放光，逐渐放松手中掌握的那一点点真相，最后真相会从他们的手里掉下来，掉到一边，不被理会。我的办法从未失败过。一个好故事永远比一段破碎的真相更为引人入胜。

然后，我一经成名，采访维达·温特便成了检验记者能力的一种仪式。记者们大致清楚他们能从采访中得到什么，假如他们没有听到故事，他们离去时便会深感失望。记者们会先快速地问一遍常规问题（您从哪里获得灵感？您笔下的角色是基于真实人物创造的吗？您笔下的主角和您自己有多少相似之处？），我给出的答案越是简短，他们就越喜欢。（我心里却不是那样想的。和我的回答不一样，一点儿也不一样。）接着，就轮到他们等候的东西了，他们来采访我就是为了听到那些东西。他们的脸上会写满梦幻与期待。他们就像是临睡前等待听故事的小孩子。他们会说，那您呢，温特小姐，跟我说说您自己的故事吧。

于是我便开始讲故事。其实只是简单的小故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一些经过巧妙组合的小片段，散布着一个令人难忘的主旨和几个亮点。它们只是被我丢弃在破布袋底部的边角废料。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几百个。它们是小说和故事里被删除的片段，是从未完成的情节，是我从未找到用处的流产的人物和美景。它们是在编辑中被删减掉的碎片。接受采访就是把原本无用的破碎情节经过整合，重新缝在一起，完成时就是一篇全新的人物专访。

记者们走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的手心里紧紧握着笔记本，就像生日派对结束后攥着糖果的小孩子。以后他们会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告诉他们的孙子孙女：“有一天，我见到维达·温特，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回过头来继续说《班伯里先驱报》派来的那个男孩。他说：“温特小姐，告诉我真相。”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采访我的人往往都会设计各种计谋，处心积虑地引我说出真相，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认清他们，但这个男孩的要求算什么？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说，他究竟指望听到什么？

一个好问题。他期望得到什么？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热火。他紧紧地盯着我。搜寻，探究。他在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我敢肯定。他的额头上都是汗。或许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告诉我真相，他说。

我的内心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昨日再现。以前的生活犹如潮水一般，在我的胸中激荡，在我的血管里升起一波潮汐，向我的太阳穴送去阵阵涟漪。他的要求异常刺激。告诉我真相。

我仔细考虑了他的要求。我在脑子里反复思量，斟酌可能的结果。他扰乱了我的情绪，这个男孩子，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充满激情的眼睛让我感到不安。

“好吧，”我说。

一小时后他走了。心不在焉地与我道别，再也没有回头看。

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我怎么可能告诉他真相呢？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乏味、营养不良的小故事。没有火花，没有亮点，只有一些黯然失色的枯燥片段，我将它们粗糙地组织在一起。这种故事听起来很像是真实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以为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的，其实并非如此。对我这样有才能的人而言，创造一个那么无趣的故事并不容易。

我透过窗户目送他。他拖着脚走上大街，垂头丧气，每一步都走得疲惫而费劲。所有的活力、能量和热情都消失不见了。是我杀死了它们。不全是我的责任。他本该更明智，不该相信我。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的胃里、太阳穴处和指尖所感受到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想到那个男孩子所说的话，那种感觉就一阵阵向我袭来。告诉我真相。“不，”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拒绝。不。然而就是没有办法驱走它。这让我分心。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种威胁。最后，我与它达成协议。“现在不行。”它叹气、坐立不安，但最终它平静下来了。那种感觉平息后，我几乎忘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