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河边的一座犹太教堂 31

罗马

阿里·沙姆龙早就决定要把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这位基督教教皇。加百列也将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他，包括信息的来源和获取方法。沙姆龙让加百列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讲给教皇听，因为他自己曾经多次给几任总理大人作过简要汇报，所以他知道，把故事讲好很重要。同时他相信，对于目标听众来讲，说明获取信息的方法以及具体细节，会让整件事更有可信度。

他们在客厅落座。教皇坐在一张舒适的靠椅上，两膝并拢，双手重叠。多纳蒂神父紧挨着教皇坐，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加百列、沙姆龙、伊莱·拉冯并排挤坐在沙发上，两队人中间隔着一张低矮的咖啡桌，桌上放着一个没有人动过的茶壶。基娅拉和西蒙·帕斯纳站在阳台上盯着外面的动静。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的任务已经完成，吻过教皇的戒指之后，就坐机构的车回威尼斯去了。

加百列用他的母语和教皇谈话，多纳蒂神父在旁边做记录。每隔几分钟，多纳蒂就会举起他的银笔打断加百列，透过半圆形镜片盯着他。他会针对某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细节让加百列再次澄清一下，或是在翻译问题上向加百列提出些吹毛求疵的问题。如果有哪处和笔记上的记录有所矛盾，他就会用夸张的举动把具有冒犯性的词句删掉。当加百列讲到他和皮特·马龙那段对话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到了“十字维拉”这个词——多纳蒂神秘兮兮地看了教皇一眼，不过教皇并没有理会。

教皇一直都保持着沉默。有时盯着他那交叉在一起的手指看，有时闭上眼睛，好像是在祈祷。只有听到哪个人的死讯时，他才会从冥想中回过神来。每每讲到有人被害，包括本杰明·斯特恩、皮特·马龙、阿莱西奥·罗西以及罗马那四名宪兵队队员，还有“十字维拉”在法国的那次行动的时候，教皇都会画个十字，然后念几句祷文。他从来都没正视过加百列，也没有看一眼多纳蒂神父。只有沙姆龙能够吸引他注意。仿佛教皇和这位老人之间有着某种旧相识般的默契。也许是因为他们年龄相仿，也许教皇能从沙姆龙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看到某种让他放心的东西。加百列注意到，每隔几分钟，他们就隔着咖啡桌盯着彼此看，仿佛中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时间和历史鸿沟。

加百列把瑞嘉娜修女的信交给多纳蒂神父，神父大声地念了出来。教皇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眼睛紧闭着。在加百列看来，这就像是一道记忆中的伤痛，一道被重新揭开的旧疤。在读信的过程中，教皇只睁开了一次眼睛，那就是瑞嘉娜在信中提到小男孩儿在她腿上睡觉的时候。他隔着中间的障碍物看了沙姆龙一会儿，然后再次闭上眼睛，继续回味着他自己的苦痛。

多纳蒂神父读完后，把信还给了加百列。加百列告诉教皇，他曾经重返慕尼黑本杰明·斯特恩居住的那间公寓，还提到本杰明·斯特恩拜托老管理员拉辛格夫人交给他一些文件。

加百列说：“文件是用德语写的。要我翻译过来给您听吗，阁下？”

多纳蒂神父替教皇回答说：“教皇和我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请按照原件读出来就可以了。”

马丁·路德写给阿道夫·艾希曼的备忘录似乎勾起了教皇身体上的不适。在读到一半的时候，他伸出手来扶住多纳蒂神父支撑自己。当加百列读完以后，教皇把头低下，双手握住胸前的十字架。等教皇再次睁开眼睛，他直视着沙姆龙，沙姆龙手里正拿着瑞嘉娜修女写的那封描述女修道院会议场景的信。

沙姆龙用德语问道：“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文件，是吗，阁下？”

“我想我还是用另一个词汇描述它吧，”教皇也用德语回答沙姆龙，“我第一个想到的词汇就是‘耻辱’。”

“这封信上写的，真是1943年那次女修道院会议的真实描述吗？”多纳蒂神父开口反驳道。

加百列看了一眼沙姆龙，然后又看了一眼教皇。教皇把手慢慢地放在他那位秘书的胳膊上，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保罗七世教皇说道：“信上所说都是千真万确的，除了一个细节之外——我当时躺在瑞嘉娜修女的腿上并没有睡着，而是不想再继续往下背《玫瑰经》了。”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山区贫困乡村的小男孩。九岁时，男孩儿成了孤儿，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小男孩儿来到了河边的一家女修道院，在那里的厨房工作，他还和那儿的一位名叫瑞嘉娜·卡尔卡西的修女成了好朋友。那位修女待他像母亲，像老师。她教他读书写字，教他欣赏艺术和音乐作品，教他敬爱上帝，还教他学德语。她叫他西西奥托——小胖孩儿。战后，在瑞嘉娜放弃做修女，离开修道院以后，他也离开了。和瑞嘉娜·卡尔卡西一样，他对教会的信仰被战时发生的事情所动摇了。他来到米兰，一无所有，在大街上流浪，以偷钱包和抢劫店铺为生。他遭警察逮捕过很多次，被揍得鼻青脸肿。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流氓打得奄奄一息，然后被拖到当地一家教堂的楼梯阶上等死。第二天早上，一个教士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医院。那个教士每天都去医院看他，还帮他付药费。教士发现，这个脏兮兮的街头小混混居然在修道院待过，会读书写字，对经文和教会也了解不少。为了帮他脱离贫困的生活，免去牢狱之灾，教士劝说男孩进神学院学习神学。小男孩同意了，从此，他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