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海市蜃楼（第3/7页）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