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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