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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检察官朱丽亚五年前从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毕业。她的父亲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早期留学生，母亲是纽约唐人街一家中餐馆老板的女儿，祖父是世纪初从越南偷渡来美国的中国华侨。现在老夫妻俩在纽约唐人街开餐馆。

朱丽亚在法学院二年级的时候原本打算转学去纽约的法学院，但因为暑期在马里兰州最高法院实习的时候和给一宗谋杀案作证的、当时还是二级警探的鲁斯坦一见钟情，就留在了巴尔的摩。鲁斯坦也是第二代移民，父母是来自前苏联加盟国哈萨克斯坦的穆斯林。鲁斯坦年长朱丽亚五六岁，非常包容朱丽亚。两个人都在野心勃勃地全力向上爬，相处了七八年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

朱丽亚如愿进入地区检察院以后，立刻申请调入谋杀和志愿杀人起诉部门，和鲁斯坦所在的警方部门经常在调查中后期密切合作。朱丽亚聪明勤奋，但言语尖刻，不仅和被告律师们的关系恶劣，甚至常常当场让警察和执案法官下不来台。只是因为鲁斯坦的调和，才慢慢在刑事法律界站稳脚跟。

朱丽亚虽然脾气暴躁，但对女性，移民，或者贫困的人成为犯罪牺牲品常常抱有额外的同情。正义感之外，她还始终怀着自卑的心理。这也很正常，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大多都是出身良好的白人男性，而且名校毕业生占多数。朱丽亚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华裔女性，也并非名校出身，总是或明或暗地受到排挤。但也正因为如此，心中的郁闷和自卑激励着好强的她拼命工作，以换取在法律界的一席之地。

眼下鲁斯坦刚接手的这个案子，正是朱丽亚梦寐以求的案子。谋杀、棘手的案情、移民、女性、高尚的社会地位。一切她乐意做、并且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要素都有。死者是从欧洲大陆背井离乡移民来到美国的中年女性，离婚以后孤独无靠，被人刺死。而且根据初步检验，死者临死前一段时间发生过性交行为，可是体内没有留下精液或者暴力的痕迹，因此不能确认是否是强奸，但很有可能是男性犯罪的结果。朱丽亚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从男友手里接手这个案子，把冷血的杀手送到大陪审团的面前。

唯一的遗憾就是，现场乍一看，似乎是抢劫现场。鲁斯坦的上司已经这么认定了，要求鲁斯坦从在陶森一带过去活动过的有抢劫前科的人入手调查。对于巴尔的摩这样一个大街上随时有人开枪杀人的城市来说，入室抢劫杀人和强奸虽然是恶性犯罪，却无法引起媒体强烈的兴趣。

不。抢劫不是朱丽亚想要的。目前，她最重要的职业发展仰赖于能在媒体类型的案子上造成影响，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不会吸引任何媒体注意的流浪汉入室抢劫。何况，她和鲁斯坦仔细谈过，这个案子绝不会那么简单。

当然，抢劫看起来是有可能的，毕竟连抽屉都被全部打开翻找过了。但是案子如果定性为抢劫，将疑点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验证死者家里是否被抢走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死者的苹果手提电脑价值不菲，没有被带走。二楼卧室里梳妆台里面的几个装首饰的抽屉都完好无损。死者已经去世，也没有亲近的朋友出来证明是否丢失现金或者首饰。此外，房门和窗户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当然，也可能是凶手伪装成推销员进门后开始抢劫和强奸。最值得怀疑的是，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却基本没有留下指纹，偶尔的几片不完整的指纹仍然在鉴定科鉴定，很可能无法提取完整的指纹，也不含有DNA。一个做事如此小心的人，会把抽屉和书桌翻得这么乱吗？鲁斯坦做警察已经十多年了，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

然而，尽管鲁斯坦和朱丽亚满腹怀疑，现在却暂时无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思路调查。还有三四天就是圣诞节，相当数量的法医和警探都打算或者已经开始休假，而且采访证人的工作由于人们大量离开住所而无法联系，所以调查工作的进度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朱丽亚还是在第一时间决定了取消回纽约的机票，和鲁斯坦留在巴尔的摩，打算一边按照鲁斯坦上司的指示，从计算机系统里调出过去陶森一带被逮捕过的抢劫、入室盗窃作案人的资料，一边等待尸检结果出来。

傍晚，尚不为朱丽亚和鲁斯坦所知的李忍和毛米正准备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与工程学院的圣诞晚会。虽然心里藏着事情，毛米还是兴高采烈地一件件试衣服，把妈妈给自己塞在箱子里的几十条漂亮裙子全都拿出来，在床上和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忍一边迅速地浏览扫描的案例，一边耐心地给毛米提意见。

“这件衣服好看吗？”

毛米把一件妈妈在南京金鹰商厦买的旗袍穿在身上，站在忍的面前。满腹心事的忍看了一眼，摇了摇头。毛米纤细的身体毫无胸部曲线，穿着那件黑色丝绒旗袍就像个陈旧悲伤的玩偶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