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他们把我从学校里抓出来。

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分明是专门等候看我。两个满头黄土的民兵立即走上来,用绳子捆住了我。绳子很长,在我身上缠绕了十几圈后,还余着很长的一段,那个肩着枪的民兵像牵牲口一样牵我走。后边那个民兵用大枪筒子顶着我的屁股。街上的人眼珠子直呆呆地看着我。从大街的另一头,拖拖沓沓拥来一群人。

我很快就看清了,被绑成一串的是我的母亲、大姐、司马粮、沙枣花。上官玉女和鲁胜利没被捆绑,她们顽强地往母亲身上扑,但每次都被膀大腰圆的民兵推到一边去。在区政府——福生堂——大门口,我与家人汇合。我望着她们,她们也望着我。我感到已经无话可说,她们的感觉肯定跟我一样。

我们在民兵的押解下,穿过重重深院,一直走到尽头,他们把我们关进最南边的一栋房子里,向南的窗户已被捣毁,断棂残纸,一个不规则的大洞,好像要故意向外边展示屋里的情景。我看到缩在墙角的司马亭,他满脸青紫,门牙显然是被打掉了。他悲凉地望着我们。窗外是最后一重小院和高高的围墙。围墙被拆除了一段,好像是特意开出的一个方便门。墙外,几个武装民兵来来回回地走动着,从庄稼地里吹来的南风翻揭着他们的衣襟。东南和西南墙角的炮楼上,传下来民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

当天晚上,区干部在房子里挂上了四盏汽灯,摆上了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搬来了一些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捅、扫帚,还抬来了一张用粗大木料做成、上面沾满了猪血的杀猪床子,还有捅猪的长刀、剥皮的短刀、挂肉的铁钩子、接血的水桶。好像他们要把这房子变成屠场。

杨公安员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他的塑料腿嘎嘎吱吱响着。他的肥胖的腮帮子沉甸甸地下垂着。他的胳肢窝里长满了肥肉,使双臂永远地撑出去,好像挂在脖子上的牛锁头。他坐在桌子后边,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他从屁股后边拽出烧蓝磨尽的盒子炮,拉栓上膛,摆在桌子上;从一个民兵手里要过喊话使用的铁皮喇叭筒,放在盒子炮旁边;从腰里解下烟包和烟锅,放在铁皮喇叭筒旁边;最后,他一弯腰摘下了那条塑料腿,连同鞋袜,放在桌子的角上。这半条腿在汽灯的白光照耀下。呈现出令人恐怖的肉红色。它的顶端,散乱着几根皮带子。从腿肚子到脚脖子,光溜溜的,腿肚子上有一些黑色的划痕。脚脖子往下,是一只破袜子和一只破皮鞋。它蹲在桌上,像杨公安员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卫。

其余的区干部分坐在杨公安员两边,一本正经地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民兵们把大枪竖在墙角上,都挽起袖子,拿起皮鞭棍棒之类,像公堂衙役一样分列成两队,嘴里发出呜呜的呼啸。

自投罗网的鲁胜利抱着母亲的腿哭起来。八姐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嘴角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无论在何等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我为童年时霸占母乳的行为深感后悔。母亲板着脸,望着雪亮的汽灯。

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

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

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

杨公安员说:“摇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经过群众的积极揭发和认真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庭,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血债累累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并且,在最近的夜晚里,上官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破坏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并在教堂内的黑板上,书写了大量的反动标语。根据这些罪状,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全家执行枪决,但考虑到有关政策,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向政府交待恶匪司马库的藏身地点,使这条恶狼及早地落入法网。第二个希望是要你们交待破坏阶级教育展览馆、书写反标的罪行,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