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诗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第2/2页）

身为改革中年轻的仕途得益者，刘禹锡也志得意满。王叔文赞他“有宰相器”。《旧唐书》中《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往常，我们通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文看见的是，两人遭贬谪之后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险地依然关注民生励精图治，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一些被文字诗情掩盖的事实。

改革风头最劲、形势大好之际，“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清楚自己对的是一群老谋深算实权在手的藩镇节度使和老臣。他们最大的后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宦官。这依靠的基础就太不稳当。

柳宗元生性孤寒，刘禹锡盛气凌人。王收受贿赂，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贿金，享受睡在钱堆上的快感——真是朴素低调的奢华。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想不按礼制规定在家守丧。这些都成为他们受攻击的焦点。

同时，纠结朋党、任人唯亲的弊病也出现了。内部人员升迁极快，惹人侧目。改革后期，权力引起的纷争越来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们的元老掉头转向。握有实权的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决断时意见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很多良机错过。

改革一开始如火如荼，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根本，利刃还未刺到军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镇的死穴。一旦牵涉到军政方面，宦官和藩镇就强强联手，拒不交出军权，继而打出一记重拳——推出太子李纯监国，以身体为由，逼顺宗禅位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之后，除了飞扬跋扈的藩镇，专权摄政的宦官也成为大唐溃烂至无法愈合的伤口。锐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浅薄，无法驾驭如此复杂的朝廷局势。一群手中有笔却无剑的文人面对反击几乎无计可施。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出了个主意，让韦执谊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这不失为一个审时度势、抢占先机的好主意，若然此计成功，至少能帮助他们拖延些许时日，日后被清算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难看。但是，韦执谊拒绝了。

由此看来，不善妥协不是刘禹锡一人的毛病，是他们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顺宗退位后，蜜月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惦记他的政敌们赐死；王贬为开州司马，很快死在任所，免却了赐死的下场；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八人也都被贬到远地做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像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变法一样，变革之路充满艰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在阵痛和摇摆中蹒跚前进，“永贞革新”最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不管过程如何辉煌，对于参与变法的始作俑者们，都是个无言、惨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