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石褪玉露
这一年，是迷茫，挫折，欣悦的交集。
当我开始准备写戏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写的是京剧。
那些怎么也不会老去的旋律，它们让我心醉神驰。我企图把我所感知的美和人分享，它们是我年少至今的珍藏。如同小女孩的私物，在合适的时候，总想拿出来和人分享。即使它很有可能不值一哂。
但我逐渐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不能站在舞台上用身段和唱腔来完美地呈现一个故事。而仅仅通过文字的描述去形容京剧的美妙又是不够的，很容易就干涩乏味，空空荡荡。事实和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很可能使原本忧伤动人的故事变得索然无味。
有一些美是可以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有一些美，是自有形态的，它们是稳固直至封闭的，不能被转化。你必须耐心接触，进入，深入，再深入。直到你整个人与它有了心领神会的交合。这种感觉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后来，我试图通过表演者的角度来探索京剧之美。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光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风仪，也足以让我抛下一切，甘心回到，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起伏跌宕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知道向往终是虚妄。那年代已飞离我去，那些人一去不回，百般相思亦是枉然。
章诒和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伤于她的《伶人往事》，哀伤于马连良的死去，他遽然的离世让我怦然心碎——联想到故去的外公。因为外公的缘故，我对清矍的老人总有割舍不断的好感，何况他是马连良。
写京剧要写角儿，戏曲其实是残酷的，离了角儿就离了魂。写角儿势必要有机会对人有持续深入的了解，如同观察一株植物如何从萌芽走到落叶归根，用心分辨根茎枝叶花，究竟有何特别。而我，显然缺少这样的机缘。了解一个人绝不仅仅是通过一些影像文字的肤浅描述。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终是来自别人，归于别人的记忆。
我看齐如山回忆录里写的那样亲和恬淡。往昔静水深流，真叫我心向往之。齐先生是民国名士，近代戏曲研究的第一人，他总结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提到戏曲时必提的八字真言。
他回忆当时去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以他的眼光苛刻，并不觉得梅有多出众，然而梅当时具有的观众缘已足够叫他吃惊。一场戏听下来，他觉得梅兰芳功底很好，是个可造之材。他觉得梅对柳迎春这个人物的心理揣摩不够确切，在表演上尚有可改进之处，一时兴起写信给梅，提了几条建议，再去看时，梅已经依照他的指教一一改了过来，这让他觉得梅很受教——由此与他建立深交，直至帮助梅成为真正的大家。
这样的事，他说起来是家常闲话，于他而言确实是家常。言者清淡，听来有味。而我们总是不自觉就正襟危坐，以追慕前贤之心去品评谈论。过于谄媚刻意地表白自己，恨不能扑过去耳鬓厮磨。试图将每一件平常小事都说成独一无二的轶事，掘地三尺，在每一点旧事的碎屑里搜索华丽的残影。
这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
如果说，章诒和还有机会捕捉到绝世名伶退场时的衣香。晚生如我，真的只能在长安街上那个很没有戏味的戏院里捡几场还可以入耳的戏来听了。而且，心凉的是，身边往往没有几个人。
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更大的挫折。
最终我只有回到故事身边。我发现，它一直在我身边，如同忠贞的情人。一路见我迷茫，见我反复，它依然耐心守候。直到我醒悟，离弃了那些妄念，它们依然与我相依为命。
真是命中注定啊！
我重新进入到我所熟悉的故事里面，一如重新与之相爱。这一次我不再粗暴轻率地对待它，而是用对待情人的温存忍耐。我们重新接纳对方，如进入情人的身体那般情意深长。我要它和我都放开，将感觉坦露，每一处褶皱轻抚，再微小的细节亦被关注。
我不再急切地去表白什么，那样会使我像一个唠叨的妇人。不再刻意地追求宏大叙事，避免了惺惺作态。我试着去描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再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贸然站在时代的角度作出价值判断。我开始用心去揣摩剧中人的生活，他们的思维，分析他们际遇变化的原因——体察每一次轻小细微的抖颤。那是命运在发生变动。
我的讲述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偏离，滑向自我沉溺，这是一个感性写作之人的致命缺点——为了标榜感受的独特性，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维持的冷静叙事。
当我开始准备写戏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写的是京剧。
那些怎么也不会老去的旋律，它们让我心醉神驰。我企图把我所感知的美和人分享，它们是我年少至今的珍藏。如同小女孩的私物，在合适的时候，总想拿出来和人分享。即使它很有可能不值一哂。
但我逐渐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不能站在舞台上用身段和唱腔来完美地呈现一个故事。而仅仅通过文字的描述去形容京剧的美妙又是不够的，很容易就干涩乏味，空空荡荡。事实和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很可能使原本忧伤动人的故事变得索然无味。
有一些美是可以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有一些美，是自有形态的，它们是稳固直至封闭的，不能被转化。你必须耐心接触，进入，深入，再深入。直到你整个人与它有了心领神会的交合。这种感觉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后来，我试图通过表演者的角度来探索京剧之美。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光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风仪，也足以让我抛下一切，甘心回到，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起伏跌宕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知道向往终是虚妄。那年代已飞离我去，那些人一去不回，百般相思亦是枉然。
章诒和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伤于她的《伶人往事》，哀伤于马连良的死去，他遽然的离世让我怦然心碎——联想到故去的外公。因为外公的缘故，我对清矍的老人总有割舍不断的好感，何况他是马连良。
写京剧要写角儿，戏曲其实是残酷的，离了角儿就离了魂。写角儿势必要有机会对人有持续深入的了解，如同观察一株植物如何从萌芽走到落叶归根，用心分辨根茎枝叶花，究竟有何特别。而我，显然缺少这样的机缘。了解一个人绝不仅仅是通过一些影像文字的肤浅描述。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终是来自别人，归于别人的记忆。
我看齐如山回忆录里写的那样亲和恬淡。往昔静水深流，真叫我心向往之。齐先生是民国名士，近代戏曲研究的第一人，他总结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提到戏曲时必提的八字真言。
他回忆当时去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以他的眼光苛刻，并不觉得梅有多出众，然而梅当时具有的观众缘已足够叫他吃惊。一场戏听下来，他觉得梅兰芳功底很好，是个可造之材。他觉得梅对柳迎春这个人物的心理揣摩不够确切，在表演上尚有可改进之处，一时兴起写信给梅，提了几条建议，再去看时，梅已经依照他的指教一一改了过来，这让他觉得梅很受教——由此与他建立深交，直至帮助梅成为真正的大家。
这样的事，他说起来是家常闲话，于他而言确实是家常。言者清淡，听来有味。而我们总是不自觉就正襟危坐，以追慕前贤之心去品评谈论。过于谄媚刻意地表白自己，恨不能扑过去耳鬓厮磨。试图将每一件平常小事都说成独一无二的轶事，掘地三尺，在每一点旧事的碎屑里搜索华丽的残影。
这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
如果说，章诒和还有机会捕捉到绝世名伶退场时的衣香。晚生如我，真的只能在长安街上那个很没有戏味的戏院里捡几场还可以入耳的戏来听了。而且，心凉的是，身边往往没有几个人。
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更大的挫折。
最终我只有回到故事身边。我发现，它一直在我身边，如同忠贞的情人。一路见我迷茫，见我反复，它依然耐心守候。直到我醒悟，离弃了那些妄念，它们依然与我相依为命。
真是命中注定啊！
我重新进入到我所熟悉的故事里面，一如重新与之相爱。这一次我不再粗暴轻率地对待它，而是用对待情人的温存忍耐。我们重新接纳对方，如进入情人的身体那般情意深长。我要它和我都放开，将感觉坦露，每一处褶皱轻抚，再微小的细节亦被关注。
我不再急切地去表白什么，那样会使我像一个唠叨的妇人。不再刻意地追求宏大叙事，避免了惺惺作态。我试着去描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再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贸然站在时代的角度作出价值判断。我开始用心去揣摩剧中人的生活，他们的思维，分析他们际遇变化的原因——体察每一次轻小细微的抖颤。那是命运在发生变动。
我的讲述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偏离，滑向自我沉溺，这是一个感性写作之人的致命缺点——为了标榜感受的独特性，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维持的冷静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