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斯和残雪谈长篇《最后的情人》（第2/2页）

牧斯：与你同一时期成名的先锋作家余华、马原、格非、洪峰等，或在艺术上回归了，或写得少甚至不写作了，而你仍在坚持不懈地保持先锋姿态。我们知道，先锋是要不断保持探索与新思维的，特别在艺术新观念上。你是如何保证这一点的？

残雪：我用不着刻意去“新”，我只要固守我的“自动写作”的方式，就可以一直“新”到我的才能耗尽。从事“新实验”文学的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同国内的“先锋”走的不是一条路。只因批评者看不懂，才把我们归到那一起。正因为我们是特殊材料（或称为有特异功能），所以才有可能从事拿自己做实验的事业——我称之为“新实验”。是否具有自动写作的能力，这是个分水岭。

牧斯：我知道你的写作营养基本上来自西方文学，你觉得在体系上、在观念上吸取他们的营养再来看中国的人和事会失衡吗？或者会产生水土不服？

残雪：不但不会失衡，反而是“浑然天成”。读过我的作品的读者都认为它们非中非西，难以归类，是杂交成功的例子。外国人为什么喜欢读残雪？因为他们本国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抱残守缺的那些人才会感到水土不服。传统守是守不住的，必须彻底批判，才有可能再生。

牧斯：你曾说中国的写作都是“肤浅”的写作，而你自己的写作是“本质的写作”，这种对写作的认识显然与大家不一致。你的这份自信来自哪里？

残雪：我的自信来自西方传统。越比较，越觉得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独立的文学艺术，没有作为“人”站立起来的作品。大都是些文人的小感慨，小哀愁，或悲观厌世，或虚无主义那一套。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动与欲望，也没有认识这欲望的努力，充其量也就是自然主义的描绘罢了。如果不同西方传统结合，我们永远没法生出自我意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