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再回应

残雪

日前我应“南方都市报”的约稿，就武汉的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本来写了那篇文章就不打算再理会了的，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无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南方都市报又将我文中提及的那几位思想者的回应反馈给我，还说他们副刊非常重视我的意见，希望我再次写一篇文章回应一下。于是我又将那三位的回应看了一遍，觉得自己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

我感到崔卫平女士还是有诚意，愿意交流的。三位当中只有她具有学者的风范。我并没有参加那次会，只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我想，尽管崔卫平女士作为懂文学的学者所站的立场比那两位高得多，但考虑到当时会议的语境，以及她在那种场合说的那些话，我的总结并没有很大的偏差。她强调我们80年代有某个好传统，希望作家在搞文学的同时关心社会，关心那个新思想的传统。但我并不觉得80年代的那点思想足以形成某个传统。我反而觉得80年代的所谓新思想因为先天不足，因为过分依仗于旧传统，甚至与权势勾结，到了90年代走入没落是必然的规律所致。社会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文学世界里的表层，作家各人根据自己的生存形态，既可以全力去关注，也可以完全不关注（所谓完全不关注，只是指不直接介入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作为作家的个人总是紧密同社会联系的）。无论关注或不关注，只要他或她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增加了精神财富，都是好作家。作为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学，考虑到文学目前的生态环境，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如果你说的“铁肩担道义”是指文学应当彻底与权势决裂，并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反省，不断清洗渗透于文学中的腐败观念，将创造力解放出来，那我同意你的。但看起来你好像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萨特也好，伯尔也好，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只是他们选择的个人的生活（我本人也参加过），同他们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那种活动也不会使作品档次更高，从而对人类贡献更大。当然他们是公众人物，对社会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也有的作家根本就不参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到创作中去，那同样也很好。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思想，情感丰富的作家，对于社会现象当然会有超出一般人的愤怒（我本人就天天愤怒。可悲的是很多作家都在慢慢地变得不愤怒，变得油滑，并且屈服于权势，或同它勾结）。但是不是就要马上行动，马上走出门去呼吁（是否行得通也是个问题，毕竟这里不是法国），或马上写篇报告文学来谴责（如丁东先生希望的那样）呢？我和我同仁的回答是坚决的“不”。因为只有纯文学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将我们的愤怒压下去，使之变成潜意识，然后再慢慢升华出来，成为作品，让具有同类潜质的读者（他们的数量已经很不小。我们的这种文学也绝对不像傅先生信口开河说到的那样，是“鼻烟壶”，“象牙塔”，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无知的炫耀令人肉麻）来同我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再一道来愤怒，既反省我们自己也反省我们的社会，并吸引更多的人来愤怒。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过当大事件出现时，当然又是另一码事了，现在还没有那种事出现。并不是说我就提倡绝对不参与社会活动。我本人经常在报上写文章抨击文坛腐败现象，宣扬我的实验文学，这不就是社会活动吗？我还同我哥哥一道翻译了一本揭露斯大林罪恶的书，象牙塔里的人会这样做吗？我们所做的工作，虽然目前像丁先生和傅先生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看不到其效果，但很多年轻人是感到深受教益的（这只要花半小时看看我的博客就明白了）。

我同意你所说的文学只能从文学出发。那么文学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文学是人性的学问，是人的精神的产物。人的精神是很复杂的，她有很多层次，这些层次导致了文学的分野，也导致了我搞的这种文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它是同表层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直逼人的精神深处的。但我想无论什么样的文学，她也不会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在还有人提倡新左翼文学，要恢复建国后那一套呢）。所以我对社会上的种种“呼吁”和提倡特别厌恶，我也觉得你参加这个会议时做出那种发言是被人利用了。现在很多貌似进步，爱唱高调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定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