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舟　文学评论家（第3/6页）

问：读你的小说，尤其是你发表于九十年代的一些小说，如《历程》《重叠》《辉煌的日子》《一个人和他的邻居及另外两三个人》，还有最近的《长发的故事》《变通》《生死搏斗》等等，我感到，你总是将一个相对平实的开头交给读者，它们很容易与通常的经验形态挂钩。可是，逐渐逐渐地你的叙述开始将人们从这样的关联中拉开，一些不可思议的、远离日常经验范畴的事情纷至沓来，将人们抛到一个无所依傍的世界，人们无法从惯常的经验来理解它们。你是否以此来撼动人们与“现实”的联系，驱策人们走入另一种现实——心灵的现实。

答：你的感觉很准确。我要写的，就是从未有过的、可能世界里的事，而不是大众公认的“现实”里的陈腐常套。那是一个只有幻想力可以抵达的地方，如果人不具备创造的力量他就进去不了。人是不习惯自由的，自由是一种危险的感觉，所以人向虚空迈步之前总想依仗一点陈腐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读者少的原因，这件事我很坦然。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满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想尝试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于是他们的追求就会同我在某一点上面汇合，撞出火花，这也就是所谓成功的阅读。在这里我想申明一下，《辉煌的日子》那本书中所收的《一个人和他的邻居及另外两三个人》是我的一个小长篇《思想汇报》中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发表作品还有困难，所以采取了不得已的节选的办法。《思想汇报》是我写得很晦涩也很激情的长篇。

问：你是否在具有某种“中国特色”的意义上选择“思想汇报”作为小说的标题，从而取得反讽的效果？

答：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吧。我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但艺术并不关心“中国”。所以这篇小说虽看得出是中国人写的，但它的焦点却与地域无关。实际上，应该说我的所有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排除了地域性的，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问：《思想汇报》这个十一二万字的长篇，除了中间偶尔为对“他”的叙述，一直以“我”的自述构成，而且始终是那种迫不及待的倾诉的调子，你在写的时候是靠什么支撑而保持着这种语调的一贯？它是否在很大程度上透露着写作的存在状况——一种面对孤独和虚无而无所依傍的状况？食客和他人构成了“我”之为“我”的肉身的存在，为了这个存在他无法拒绝实实在在、纠缠不已、颠三倒四的生活，然而他在内心却感到毫无意义，充满恐惧、屈辱、焦虑和无聊，“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书中“我”谈到：“我想找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一个支点，但这东西分明找不到”。于是向首长汇报成为“借口探讨我内心的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莫须有的“首长”是“我”无处藏身和无法安栖的灵魂面对自身的需求的创造。

答：我很高兴这篇作品能被你理解。关于艺术家与艺术，关于正在创造的作品与以前的作品，关于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实质，长期以来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在《思想汇报》这部作品中找到了突破口，像是神力操纵似的，激情从笔端不断泻下，这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草稿几乎完全不用修改。我有一些以艺术本身为题材的作品，这是一篇最大的，其他的还有如《痕》《无法描述的梦境》等等。正如你所说的，“我”把自己弄得空无所傍，都是话筒对面那个“首长”（虚无的替身）的捣鬼，而“首长”本人又是“我”灵魂的需求，“我”的创造。有了这个“首长”，艺术家“我”那个恐惧、屈辱、无聊、颠三倒四的世俗生活才有了意义，因为从此他就可以对着话筒清晰自己的灵魂，朝着拯救的方向不断努力了。当然在倾诉的同时仍然只好过着屈辱、无聊、颠三倒四的生活。

问：《突围表演》的创作有具体的东西触发了你，给你带来灵感吗？是否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计划？完成它花了你多少时间？

答：一般来说，作品，尤其是长篇，总是有具体的东西触发作者的。像我的这种作品，那具体的东西是什么自己也难说清，恐怕要分析潜意识了。《突围表演》从酝酿到完成花了十个月。写这部作品时，我还没有自己的书房。冬天为了取暖，只好同老父亲共一张饭桌，将小小的电热器放在底下。房间很阴暗，手冻得发木，但笔下写出的东西却有那么大热力。

问：对你的《突围表演》，我以为日本评论家日野启三的评论甚为精当，他的《突破语言的淤泥》要言不烦地指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这部作品给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它充满了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人的心灵却是沉默的，它包含着摇曳多姿富于雄辩的话语，但是人的真实存在却是未明的。因为这些声音、这些话语一直在互相否定着，互相拆解着，相互取消着。小说在营造这样的语言景观的同时，驱使我们回到无言的真实存在。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反语言的方式来启迪我们面对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