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妇女读书会成员

2002.1.6　首都师范大学

问：为什么想起来要写小说？

答：本来从小就喜欢看。“文化大革命”时没事就天天在家看书，工作以后也天天看，那时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一九八三年前后，开始创作的时候，接触到西方现代派，受到很大的冲击，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问：没发表的时候也试着写东西？

答：写日记。

问：写诗？

答：写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还写过一首长诗。

问：现在还写吗？

答：日记？早就不写了。搞了这么多年创作，对自己太清楚了，没必要写了。

问：父亲对你影响很大？

答：是，父亲总是对女儿有很大的影响。他很古怪，性格内向，除了一两个好一点的朋友，不和别人来往，从来不盲从，坚持自己那一套。

问：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个体的压抑还是社会的压抑对你影响大？

答：都有。也和气质类型有关系，得自几代人的遗传。

问：一位评论家说你是“文革”过来的……

答：不完全是那样，就算是到了日本、西方，也可能还是对生活不满意。

问：有一位评论家说，中国人现在还顾不上表达的技巧，只是有了表达的潜力，表达的愿望，表达的行为，这以后才能谈到表达的技巧，回到文学本身。你怎么看呢？

答：技巧我是排斥的，创作的时候不能想什么技巧。其实我的东西，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就可以看。可以写。

问：我去看过你的家，没有装修，养一只很肥的猫，生活很放松。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和创作很有关系。

答：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不去管，没感觉，那种状态才是最好搞创作的时候。

问：但是生活比较轻松，作品却比较沉重，是不是？

答：轻松的时候就想创作，就可能进得比较深，结果就可以不那么轻松了。要把表面的东西去掉之后，内心的东西、矛盾很尖锐的东西才会出来。

问：表面的你和作品的你非常的对立。

答：天生就是这样，写作后就更极端了。我也是理性很强的，可能就因为理性强才能让潜意识浮现出来，否则浮出来的都是表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问：你平时是想写才写，还是给自己限定一段时间？

答：没有想不想写，那些东西总是在那里的，每天限定一两个小时，只要身体不太差、有力气就用力去写。

问：你说你的写作和你的心境有关系，那你是在什么心境下写出《山上的小屋》？这篇作品比较受瞩目，选本很多。

答：那篇写得比较精巧。也还是一样吧，从那时到现在，都是压抑的产物。

问：我特别喜欢里边的景物描写……那么真实的恐惧，但仔细一想，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那样，没那么恐怖。那是白天的恐惧进入夜晚，化作梦境，因此特别巨大。

答：那是心灵的图像。那时理想主义很重的，但还在犹豫之中，还以为要写萧红那种东西，后来写来写去，哎呀，还是太不过瘾了。以后探索之后，就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问：改得多吗？

答：不改，除了《黄泥街》我在草稿纸上改过几次，当时以为这种东西过十几二十年才能发表，没想到只过了两年。它很不成熟，但我还是很喜欢。

后来写《山上的小屋》它是散文诗式的，朦朦胧胧感到有一个东西要出来，周围的各种东西，暗示它危险所在，但那个东西很顽强，还是要出来，有一点像那种萌芽式的状态，就是要突破，要生长。可能是我写《黄泥街》之后，就意识到了那个东西。

问：在你看来，什么是小说？

答：真的没想过这种问题。看哪种办法最过瘾了。我最推崇的是西方文学幻想的传统。我们是触景生情，他们是“无中生有”，需要更大的力量。

问：你会把一些东西刻意地放大？

答：不会。只是自己写句子的时候有一点选择，看什么最过瘾了。让那种意料之外的东西出现，是最过瘾的。我写下的是用现实主义的话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要先排空，把自己排得空空的，然后写自己最想不到的东西。最后你搞出来的是灵魂的结构，不是开头结尾。

问：读了这个小说我感到，你对现代化、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东西，有很高的反思能力，你意识到了没有？

答：没有。我的小说离意识形态很远，如果说人文关怀，那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会有。我之所以对女性主义有好感，主要是因为像这种潜意识写作，在中国这种文化土壤里面，只有女性才可以做，男性做不到。我因此觉得我有了最大的优势，幸好我是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