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三节（第5/6页）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的医院里比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

在少年时代，他是我们全楼的骄傲，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我们那栋楼里除他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在念技校职校，毕业以后进厂做工人，就他是个异数，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也喜欢，想堕落都难。一九八四年夏天，班上坏孩子欺负他，把他衣服扒了，肚子上画了个王八，他跳起来要拼命。那种不堪矬逼羞辱的尊严，至今传为美谈。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去化工学院找他玩，他正在和人打牌，也是夏天，光着膀子，肚子上画了六个王八还在乐。这时我意识到他已经成长为另一个人了。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老杨谈了一个女朋友，化工学院英语专业的学姐，绍兴人，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但十分懂事，也风趣。我们在一起吃饭，老杨让我猜谜语：大姑娘做引体向上，打一个人名。答案是毕。那姑娘无师自通地说：“大姑娘穿贞操带。”答案是毕加索。这种低级笑话很少有女孩子能接得上的。夏天我又去化工学院，听说她已经大姑娘上班——毕业了。十分可惜。老杨形单影只，光膀子穿着她送给他的纪念品，一件真丝睡袍，坐在寝室门口唱越剧。下铺的兄弟告诉我，那绍兴师姐真是悍勇，临走前跟老杨在寝室里搞了两天一夜，全寝室的人都只能睡到别处去，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走了，老杨扶着墙出来，双腿发软，喃喃说：“她是我大姑娘的孩子——毕生的爱。”我想起这姑娘也觉得遗憾，假如她还在，怎么可能让老杨独自待在病房里，又怎么可能让他抽出那块要命的止血纱布呢？

长条椅子睡着不舒服，太窄。这些年在工厂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都能毫无怨尤地睡下去。我甚至能用电工皮带把自己绑在条凳上睡，有时醒过来忘记了，连人带条凳一起站了起来。随着工厂生活逐渐消散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娇气了，挑剔了，对生活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了。

午睡醒来后，我向住院部走去。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三点整时门卫打开门，人们一拥而入。我快步进去，这次总算看见了老杨，他躺在六病区十三号病床上，双目紧闭，手上插着管子，还有个嘀嘀叫的仪器放在一边。他比从前更苍白了，我于心不忍，凑上去多此一举地给他掖了掖被子。其实他的被子很完美，不需要掖，我做出这种动作纯粹是跟着电视剧学的。这时听见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是我，不是护士。”

他睁开眼，看了我好久，说了两个字：“鸡巴。”

我很欣慰，他还能骂人就说明又活过来了。一时兴起，出去打了一盆热水，把掖好的被子掀了，自作主张将老杨的病号服扒开，裤子褪到膝盖，正面仅剩一条三角裤，我给他擦身体，前前后后一丝不苟，浑如当年在工厂里擦我的自行车。周围的病友们全都看呆了，一致称赞我够义气，后来护士进来了，我打算把他三角裤也扒了，发现老杨那只没插管子的手紧紧地拽住了裤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