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五 打工女孩

做一双运动鞋需要两百双手。一切从一个裁断工开始，这个人把一大张网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弯曲的不规则图形，就像孩子玩的拼图。接着是缝纫工。她们把布片缝起来做成鞋面，然后在适当的位置装上塑料的徽标和鞋带眼。随后，鞋底工用红外线炉加热鞋底的部件，并且用胶水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组装工——他们通常是男性，因为这活儿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把鞋面套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抻拉。他们把鞋面紧紧地捆住，在鞋底刷上胶水，然后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一台机器给每只鞋子加上四十公斤的压力，黏合紧密。整理工拿掉鞋模具，检查每一只鞋有没有瑕疵，把鞋子成对儿放到纸盒里。鞋盒装进包装箱，每十盒一箱，然后在三天内运往世界各地。每只鞋的鞋舌上都有一个标签：中国制造。

如果你穿运动鞋，多半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这家台湾老板的工厂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以及像彪马和爱世克斯等小一点牌子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产鞋子，而是把制造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厂。裕元的秘密是垂直整合：它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以及组装成品。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的工厂里制造的，而裕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七万人。想象一下，就好比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所有的人口，都不足三十岁，都在做运动鞋。在这个大院的砖墙之内，工人在工厂宿舍睡觉，在工厂食堂吃饭，在工厂杂货店购物。裕元有一家幼儿园，专供员工的小孩上学，还有一家有一百五十名职工的医院；裕元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歌舞团，志愿组织活动，开英语学习班。裕元运营自己的电厂和消防队，有时候东莞市还会找裕元借用消防车的云梯来灭火，因为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云梯。裕元还灌装自己的瓶装水。当地人会告诉你，裕元自己种粮种菜，其实不是，但这个公司确曾一度与农民签约以保障厂里的食物供应。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什么也无法切断业内所谓“品牌运动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断的供货。

对于年轻的外来员工，裕元给予的是稳定。流水线的工作只是带来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根据东莞最低薪资标准，一个月能拿六百块——但是这笔钱每个月都发，还能按时发。每天最多工作十一个小时，每周最多六十小时，星期天休息，在这个通宵加班也很寻常的行业里这真算得上罕见。裕元的工人十个人睡一间房，床是金属的上下铺，这也比一般情况要好一些。年轻女工通常付给中介一百块买一个在这里上班的机会；男工则要多付好几倍。裕元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女性，大部分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在裕元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永远不会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这些年，她可能辞职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是订婚，休息一段时间或是生个孩子——然后再回到裕元。一个工人可能会把兄弟姐妹，表哥表姐，又或是老乡介绍到厂里，而且厂里也鼓励这么做；例如，有一个大家庭，十口人都在厂里上班。员工的流动性很大——每个月百分之五的流动率，也就是说每年要替换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但这一统计没有考虑到有些人虽然辞职，但最终还会回来上班。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她那时才十七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主管，手下有一千五百个工人。“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嘶哑刺耳，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管理层分为十三个等级，从培训生到总经理；他们通常以头衔相称，而不直呼名字。有一个食堂专属生产组的组长，而另外一个只给高一级的科长们开伙。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生产线的组长及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获准夫妻同住工厂并且带一个孩子。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工厂的人际交往地域界限分明。同一个省来的工人粘在一起，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来的工人，则依据他们来自哪个县而进一步划分。省份接近的安徽，河南，陕西和山东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沟通；他们互称为“半个老乡”，这样能带来一些亲密感。公司并不反对这些地域偏见：食堂给工人提供湘菜，川菜和粤菜。招聘也会带有地域色彩，如果一个老板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上亿人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就能封杀一整个省的人。河南人爱打架。安徽人勤劳但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