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

在东莞，我经常一个人去饭馆。吃饭的时候，我会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或是看美国杂志。一定会有服务员或是客人探头探脑、满怀敬意地看着我使用自己的母语。“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他们最后总会这么说。

我解释说我出生在美国。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有八级了吧？”

我回答说美国不像中国，没有英语水平考试。我的英语就像他们的中文一样，我这么说，却只是加深了他们的敬畏之情。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至少到八级了吧！”

人们听说我是个记者时，总是难掩失望。他们说，以我的能力，可以去贸易公司做翻译，收入会很高。英语是通往财富和成就的捷径；在他们看来，我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却不肯去兑现。

每个中国人在学校都学过英语，常常学了很多年，但却很少有人能讲。课本强调的是语法和单词；老师也常常跟学生一样口语很差。其中一个原因是群体效应——宁肯沉默不出头，也不愿意张嘴让自己难堪。英语学习的普遍性只是加强了对它的崇敬之情：虽然几经尝试，下了大工夫，这门语言还是很难掌握。

英语也是东莞职业生涯的基础，几千家工厂都在为外国客户服务，英语是它们的工作语言。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懂英语；他们只需学会一点，在各自的行业内够用就行。他们经常用各种缩略语和简称，这种掐头去尾的语言足以令美国人迷惑不已。订单上，FOB HK——这是“香港离岸价”的简写——意思是到哪里买家才实际拥有他订购的产品；L，W和H分别用来描述长宽高。塑料包装是PP或者PE，但极少有人能告诉你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流水线机器操作用的也是这种片断式的英语，给工人下达各种指令：ROUTE FINDER（路径查询），KEYBOARD TEST（键盘测试），还有PRESS ANY KEY TO SEND LOOP BACK Q TO QUIT（按任意键退回，Q键退出）。

我在东莞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下决心要学习英语。敏有段时间晚上自习，学一本题为《疯狂英语速成班》的旧课本。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留下了她大姐从前做的许多标记，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蒋海燕随身携带一册口袋本的单词书。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英，就是那个上过白领培训班、后来进入管理层的女孩，她正计划自学英语，并参加专科入学考试。甚至连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是秘书。

有时候，正起劲学英语的人会拖着我对谈，就像后现代剧本里的对话那样前言不搭后语。

你多大了？

很好！你多大了？

是。

听到春明说她决心要学英语，我一点也不奇怪。她报了一个外语班，学校承诺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可以达到美国五年级学生的口语水平。“我觉得那应该很不错，”她说。“五年级学生什么都可以表达出来了。”学校主要的广告形象就是创办人九岁的儿子，据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春明学英语有她自己的理由。“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她对我说，“我就能进入新的圈子。”那时以我对她的了解已经能听懂她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语言学校开在东莞科技馆内，那是一堆形状莫名其妙的混凝土结构，或许1994年建造之时看起来还很有未来感。有一天晚饭后，春明带我去了那里。科技馆正在闭馆维修，里面一片黑暗，靠墙立着许多脚手架，看起来就像大楼生了皮肤病，正在慢慢吞噬整幢建筑。我们摸黑爬了五层楼，边爬，春明边悄声给我讲述这所学校的神话。创办人花了二十年时间完善他的教学体系；最近还申请了专利。学校有三百名学生。每月的学费平均价是六百元。

科技馆顶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门上贴着几个字：

流水线学习机

房间很大，天花板很低，日光灯照明，六个学生各自分开，坐在长桌后面。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一张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机器旋转的低沉呼呼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就像在洗牌。

一排单词从我面前滑过。

FUCK（肏）

CLEAN（清洁）

RUDE（粗鲁）

PIZZA（比萨）

CREEP（爬行）

房间的尽头，一个年龄较长的男人坐在一台电脑前。他没起身，只是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用汉字印着：

吴氏活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吴倌熹

吴氏活力语言加工厂总设计师

吴氏活力教学仪器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