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第3/7页）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

辉煌的战例只有一次，我们抓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农民。这个人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身体像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样宽。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镇，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满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象，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