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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会感到这种震荡（对于这件事，有一个对策，就是用一个泡沫塑料外壳把睾丸包装起来，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后小便时有困难），而黑烟会使你的鼻涕变得像墨汁一样（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后整个舌头都变黑，变得像脏羊肚一样）。早几年，还可以用我设计的防毒面具，后来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当然，假如你坐在偶尔驶过的日产轿车里，感觉会有不同。日本人对出口中国的车辆都做了特殊设计，隔音性能极好，而且有空气滤清器。当然，日本人很少得数盲症，故而这些车的售价都到了天文数字，只有得了数盲症的领导才不觉得贵。因为这些缘故，乘日本车的人极少，大多数人乘坐在吼声如雷的国产柴油车辆上。驾车的家伙们还表现出了破罐破摔的气概，十之八九把消声器拆了下来，让黑烟横扫街道，让噪声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见了黑烟过来，就把伞横过来挡挡，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好像本市在遭空袭。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还是吵，只不过稍好一点，实属不值。当然，你还可以说，取下消声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应该安上。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大家安静，却费了他的油，所以应当取下来。归根结底，假如消声器能省油，谁也不会不安它。如果说到了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只有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里安的柴油机，只要是黑烟滚滚，吼声如雷，就是我设计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进口的，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该知道，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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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是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这种东西。等到“我”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个鸡奸者一样趴在我身上。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这都是责任心过强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我最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但我不爱听这话。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数盲症。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

其实我根本不像表面上那样天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得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喝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这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海滩上一片污黑，全被废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弯下来接他。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