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进入多元化时代

张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响，写的是“文革”里和“文革”之后三个女性的命运，外文版被翻译为《三姐妹》。我喜欢《玉秧》，它写了“一场灾难有多长”，——“文革”遗留的日常暴力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文革”期间的告密、揭发和惩罚如何延续，小说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出来。

毕飞宇：我写《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跑偏”了，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跑偏”？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许更有意思。

张莉：小说换了走向，一定会有它的原动力。

毕飞宇：许多事情是要回过头来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更早，一些学者开始为“文革”唱赞歌，还有理由，比方说：“文革”期间没有现在这样的贫富差距，“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文革”期间农村的医疗卫生比现在要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不能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为人类的人口问题做出了贡献？

张莉：所以，你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对。我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是我的发言稿，在许多问题上，我是一个渴望发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更适合我，我的不少小说就是这么产生的。刚才你谈到了《玉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

张莉：《平原》写的是“文革”，在2005年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里面有个知识分子顾先生，他只会背“唯物论”，几乎被异化到完全没有日常生活能力。这是对“伤痕文学”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戏拟与反叛。你说过自己是“伤痕文学”的读者，但对它们不满意。

毕飞宇：我写《平原》已经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伤痕文学”作家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实上，我说我对“伤痕文学”不满意，完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从那儿经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话又要反过来说，如果我现在的声音和1978年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悲剧。一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奇特，有时候，离得远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这不是我有异样的禀赋，我只想说，时间是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我们不能被它“过”了，我们得吃它。

从1978年起，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阅读中国的当代文学，当然，附带着我还关注思想争鸣与历史研究，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三十多年的阅读、“吃”，我下不了《平原》这颗蛋。

张莉：你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这表明你是对“文革”念念不忘的作家，“带菌者依然存在”是你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吗？

毕飞宇：“文革”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事件，二、精神，这是一个常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愿意说出来。一句话在牙齿的内口还是在牙齿的外口差别是极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话，在内口，顶多就是一个屁。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真相，所谓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真理也是这样，不能被言说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呢，我想说，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很可惜，我们太沉醉、太痴迷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玄奥的东方美学，还有含英咀华的表情。对“文革”也是这样，我们只谈事件，不提精神。我在《平原》的结尾处安排了一个带菌者的角色，无非是想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事件结束了，精神却还在。

张莉：你喜欢使用“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讽刺。作为一位对语言敏感的作家，你不是无意识地使用。

毕飞宇：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对语言没有敏感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说，《玉米》和《平原》里的那些语言，我并没有在写作之前就把它们预备好，这是真的。我经常说，写作是一个系统，你只有进入了那个系统你才可以工作。在《玉米》和《平原》里，我大量地使用了“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光线暗了，我们的瞳孔自然而然地就放大了。

张莉：“自然而然就放大了”正说明了你的“时刻准备着”吧，语言几乎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是形式也是内容。

毕飞宇：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你注意到没有，许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撇开善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语言大师。医生们常说，健康是“吃”出来的，我想说，思想是“读”出来、“听”出来的。“读”和“听”和语言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不是精神，但语言和精神有配套的关系，“文革”语言和“文革”精神是配套的，维多利亚语言和维多利亚时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战之后，德国为了重塑德国，他们在语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得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