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金亮

翻译《等待》使我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像哈金这样的作家。对他来说，作品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作家写长篇小说能够两个月一挥而就，稍加点染即去发表。他是那种“笨”作家，使的是“拙”劲，用的是水磨功。《等待》写了四年，写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发表。为了寻找一个准确的动词，他可以琢磨好几天。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每页稿纸他竟能修改上百遍！哈金曾经对我说，他写小说的时候，完成小说的故事只是个开始，真正的写作过程是反复地修改，直到同当初的立意相去甚远为止。在这个人人追求一夕成名（quick fame）和立时兑现（quick money）的年代，哈金这样的作家可算是稀有物种了。

《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之后，立即成为美国出版界和知识阶层的热门读物。“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瑞吉纳尔德·麦科耐特教授（Prof.Reginald McKnight，著名小说家，马里兰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在颁奖给哈金的第二天对《华盛顿时报》的记者说，《等待》是“一本完美无缺的小说（a flawless novel），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或错误的”。我做了多年的电视记者和制片人，从来没有翻译过小说。要翻译这样一本“完美无缺的”获奖作品，自然没有把握。我把译好的“序”电传给哈金，他看了说：“你太拘谨了，没有放开。没关系，放胆去译，大致不错就行。”原来我总想着“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的”，追求逐字逐句的精确对照，生怕“无一字无来历”。哈金的信任令我一阵轻松，心想反正作者也懂中文，译得出了格就请他来修改—他最清楚自己的小说转换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原著者同时通晓被翻译成的外国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哈金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华人，中文是他的母语，却用英文写作。在翻译过程中同他合作，可以使译文成为权威、准确的阐释，同时又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待》中描写的生活我并不陌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孔林式的爱情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根本不是哈金杜撰出来的天方奇谭。我和哈金是同时代人，书中的时代背景和北方的风物习俗我很熟悉。再加上哈金写的英文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实实在在，从不耍弄，所以对英文的理解不是太难，以致有些人认为《等待》很容易翻译成中文。但是以我作为翻译者的亲身经历来看，其实这是件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要用同原着一样简练朴实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着中那种悲怆而又不动声色的色彩和叙事风格。由于小说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又要尽可能地不带有翻译的痕迹。

哈金长期研究英美文学，他虽然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但是已经为此做了深厚的文学准备。听他谈文学委实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会一改平时的不善言辞，对各类英美作家的作品、风格、特点娓娓道来。他不仅对西方文学复杂纷纭的流派了如指掌，而且对那些重要作家的逸闻琐事也如数家珍。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他没看过的书。在众多文学大师中，契诃夫、海明威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尤深。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哈金，我收集了他所有出版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认为，哈金最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由于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的足以致命的逆转，使得他的作品悲情氛围十分强烈。特别是那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很多都醇烈得好像“二锅头”（哈金在美国文坛实际上是以短篇小说著称的）。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哈金创造的世界里，心潮随着孔林、吴曼娜和刘淑玉命运的跌宕而起伏。当翻译到杨庚强奸吴曼娜的那一章，由于内心悲愤难平，我很不愿意译这一段，做做停停，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在孔林和吴曼娜的婚礼上，苏然对他们说“你们这是苦恋啊”，我译到这里，泪水夺眶而出。我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眼”，一个感情的地火郁积奔突后喷发的火山口。但是，我在翻译时却要避免选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要把滚烫的生活包裹在一层近乎冷酷的叙述风格（tone）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像是一种“折磨”，因为哈金的英语已经朴实得不能再朴实，我的译文在选择词句方面已经淡得像白开水。译稿送给哈金看，没想到这家伙比我还要苛刻，指出一些他认为还是太“文学味”的语言，对我说“此处还应该再朴实”。我没有他那股细细的“磨”功，有时候干脆打电话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同他“讨价还价”。哈金禀性老实忠厚，又长我两岁，待我如仁厚的兄长，只是嘿嘿地笑着说：“你是翻译者，你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不过是给你提点建议。”通常的情况是，我放下电话，再好好想想，还是他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