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来访

威利·詹德兰有一天问他父亲：“为什么我的中间名叫萨默塞特？学校里的男生刚发现了，他们嘲笑我。”

他父亲郁郁答道：“那是一位英国大作家的名字。我肯定你在家里见过他的书。”

“可我从来没读过。你那么崇拜他？”

“我不敢肯定。听我讲完，然后你自己决定。”

下面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开始讲述的故事。故事讲了很久，随着威利慢慢长大而改变，内容一点点增加。等到威利离开印度去英国的时候，他知道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位作家（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说）来印度是为一部有关灵性的小说收集素材。那是三十年代。邦主的大学校长带他来找我。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做赎罪苦修，住在大寺庙的外院行乞。那是大庭广众之处，所以我选择它。邦主手下有官员与我为敌，不断地纠缠我，我觉得寺庙庭院人来人往，比我的办公室安全。迫害令我神经紧张，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发誓禁语。这多少为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甚至让我出了名。人们会跑来看我，有的会送我礼物。官方不得不尊重我的誓言，而我一看见校长带着那个白人小老头过来，就以为他们是想骗我开口。于是我变得非常固执。人们知道有好戏，就站在四周看我们会面。我知道他们支持我。我什么也没说。全是校长和作家在聊。他们聊我，边聊边看我，而我就坐在那里，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我又聋又瞎。人们就看着我们三个。

开始就是这样。我没对那伟人说一个字。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确从未听说过他。我所了解的英国文学是勃朗宁、雪莱之类的人物，我在大学那几年就学了那些，直到后来我为了响应圣雄的号召愚蠢地放弃英文教育，使自己偏离了生活的轨道，只能看着我的朋友和敌人飞黄腾达。但那是另一回事。以后我再告诉你。

继续说那位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但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半，作家出了一本游记，里面有两三页写到我。更多篇幅写的是寺庙、人群和他们的衣着，写他们送来的椰子、面粉、大米，写午后阳光照在古老的庭院石头上。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写到了，还有一些别的。校长显然为了引起作家好感而对我的各种克制欲望的誓言说了许多好话。书里还有几行，也许是一整段，用他描写石头和阳光的笔调，描写我皮肤的沉静和光滑。

于是我出名了。不是在忌妒横行的印度，而是在国外。然后，当作家在战争期间出版了那部名著，外国评论家开始在我身上看出《刀锋》的精神来源时，忌妒变成了愤怒。

对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位作家，身为反对王权的人士，出乎众人意料，在他第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中，在那本游记中，赞美了邦主和他的土邦、他的官员，包括那位大学校长。每个人的态度由此改变。他们试图以作家看我的眼光来看我：出身高贵，在邦主的税务系统中身居高位，来自为统治者主持神圣仪式的一族，拒绝辉煌前程，靠乞求赤贫者的施舍过活。

我已很难走出这个角色。有一天邦主特意派遣一位宫廷秘书向我表达祝福。这让我极为忧虑。我曾盼望一段时日之后城里会出现其他宗教热点，让我借以脱身，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在一场重要的宗教庆典期间，邦主顶着午后的骄阳赤背前来，以悔罪者的身份亲手为我送上椰子和布匹，这些礼物由一个身穿制服的侍臣捧着——这小丑我再了解不过，我发现逃脱已无可能，因此只得安下心来，过起命运赐予我的奇怪生活。

我开始吸引国外来客。他们大多是作家的朋友。他们从英国跑来寻找作家发现的一切。他们带着作家的信。有时候是邦主近臣的信。有时候他们的信来自那些以前拜访过我的人。他们中有作家，访问过后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会有关于访问的小文章出现在伦敦的杂志上。有了这些来客，我一遍遍重温我生活的这个新版本，渐渐自在地接受了它。有时候，我们聊起来过的那些人，我身边的人会得意地说：“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朋友。”或是类似的话。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从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我们的冬季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冷天”——他们以此区分印度的冬季和英国的冬季，我觉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处在一个小小的海外交际与流言网络的边缘。

有时候，你犯了一个口误却不想纠正它，你会假装你说的正是你想的。然后，你往往就此发现那错误里有某种真实。比如说，你会发现减损（subtract）某人的好名声也能说成贬低（detract）那样的名声。顺着这条思路，我仔细审视了与英国大作家的那次会面所强加给我的奇怪生活，发现那其实正是我多年来梦想的生活方式：能够宣布放弃、躲避、逃离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