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叔叔中野胜治操着半生不熟的协和语向大家介绍说正房这位白发婆婆就是李养顺的母亲中野秀子。

他和正在门厅脱鞋的老婆孩子齐齐怔住，惊异地望着坐在蒲垫上正前后摇晃的老人。深暗的佛龛映衬着一张满是皱紋的脸，一双大而冷漠的眼茫然地看着对面一无所有的墙壁，干瘪的嘴里不时发出“依……豆……”“依……豆……”的奇怪声音。

梦莲听北京的婆婆讲过日本婆婆的事儿，日本婆婆当年背着孩子在死人堆里挣扎，在中国的棒子地里奔跑时是何等刚强，以致她每每想起这位婆婆的时候都怀着女人的无限理解与同情，怀了些许略带敬意的感激，因为婆婆背的毕竟是她今日的丈夫。

却是这样。

李养顺看着陌生的母亲，想起前几年的风风雨雨，想起冰冷的喝斥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铁窗生活，诸多滋味涌上心头，哽咽着叫了一声妈，便泣不成声了。眼前这位给予他生命的母亲，与他曾有过不可分割的亲密联系，她的血与他的血曾在一根血管里流淌过，在8月的骄阳下，她与他共同在死亡线上挣扎过，割不断的血缘，割不断的思念，隔着滔滔东海，儿十年了，还这么牢牢地系着。他抱住老人的肩，将泪痕斑斑的脸孩子般偎在母亲胸前。

母亲将目光由墙上收回来，看看他，又看看他身后不住喊妈叫奶的梦莲和孩子们，问：

“你是谁？”

李养顺听不懂，胜治叔叔替他回答，“太郎回来了。”

“是太郎。”母亲低下头仔细回想。

太郎这个词儿谁都能听懂，胜利也跟在后面“太郎”。

“太郎”地叫。李养顺跪在母亲跟前，说：“妈，我是太郎。”

“哦，太郎啊，回来了么，她死啦。”老太太用的特指女人的“她”，胜治叔叔问：“她是谁啊？太郎的养母么？”

“品川的阿白让辛轧死啦。”

“妈怎么想起阿白来了，”次郎的媳妇贞子说：“多少年前的事了，是有轨电车通品川时候的事哪，是个沿街叫卖晾衣裳竹竿的女孩儿。”便搬着老太太肩头说：“妈，您真认不出哥哥吗？他是从中国芳井囤回来的啊！”？

母亲不耐烦地说：

“怎么不认识，他是太郎嘛。”

胜利听懂了这句日文，高兴得不行，拉着老太太的胳膊亲亲地叫了声“奶奶”，那语调，那感情跟叫北京南营房的奶奶毫无两样。

奶奶说：“贞子吗？”

贞子赶忙纠正，“他利，太郎的大儿子，贞子是我。”又转过脸对梦莲说，“年纪太大了，这两年，家里这些人这些事她已经搞不清楚了。”

李养顺心里一阵酸涩，早些回来或许能给母亲一丝慰藉，如今是有些晚了。懊悔、惋惜、自责，使他的心一阵阵紧缩，血缘亲情充盈到他整个血液中，这个在“孝悌为仁之本”的道德准则中长起的汉子，此时则感到了做为儿子的万般失职。

母亲也看着他。一会儿，突然对跪在旁边的贞子说：“你这个人真怪，还不快去准备饭。”

胜治叔叔对次郎说：“这阵儿看起来还挺清楚。”

“哪里，全是下意识的。”次郎说罢问母亲，“妈，您看我是谁？”

老太太歪着脑袋，“嗯哪——是谁呀？”

“连我也不认识。”次郎对大家说：“医生讲是老年性精神不健全，没治。”又说，母亲健康时候总是唸叨哥哥，一到哥哥生日的时候便整天不吃饭，谁劝都不行。父亲对母亲的弃子行为一直不予谅解，说在困难时候丢了儿子自己回日本，实非一个母亲的所为。母亲为此很抑郁，在人面前极少露面言谈，更怕触及孩子的事。小孙女玛尤米出世后，母亲亲手照料，一刻不离身地抱着，说抱着玛尤米就跟抱着太郎一样啦。大概由小孩子勾起了旧事，父亲又殁了，没两年就成了这样，很让人操心哪！

中野次郎低矮微胖的身材，狭细的眉跟，使李养顺萌生出一种新颖的亲切之感。他打小是独苗，在日坛的荒草地上虽有众多的小伙伴相嬉并不感到孤寂，但每每看到人家大的领着小的；小的依着大的，哥呀弟呀的亲热心里便眼馋、羡慕，巴不得有十个八个哥们儿弟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孤伶伶一个，打不得虎也上不得阵，连当兵都嫌是独子而不收，也是活得缺了点什么。现在，弟弟梦幻般突兀地坐在对面，温和、恭顺，整洁、端正，他感到了满足，感到了手足之情存在的温馨与快乐。

父亲生前经营房屋出租，清水町三处公寓楼是他经手盖起的，如今全由次郎继承。次郎和母亲仍住在几十年前的老式木房里。这种带纸门有前廊的和式房屋在东京尤其是战后的东京已不多见，1945年东京那一场空前大火使得大部分老房数日间化为灰烬。中野家的房子之所以奇迹般留存下来，全在于胜治叔叔，那时他是高等中学的学生，和祖母发疯似地把周围的草木小房统统拆光，直累得祖母吐血才保存下来。那时候祖母就说，这所房是留给长孙太郎的，千万不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