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第3/11页）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了？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黩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

我说，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说，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日本人，不会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这成片的櫻花了吧，它是只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长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浓，将一朵摘下来实在是平凡而细微，但万千朵櫻花连成花海，那场面就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这就是日本精神的缩影。日本社会是个惯以集团行动方式存在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集团，在茫茫的花海中，个人不过是一朵花，从树上飘落便会“零落成泥碾作尘”，联在一起才能成气候。櫻花不会变异，它也不是历史博物馆中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它至今仍是我们中间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败。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的可悲在于一旦集团提出号召，便不问为什么而积极响应，太平洋战争日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我说，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我们把二战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捍卫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崇尚的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喋血精神。无论日本的民族精神多么完美，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都无异于恶魔一样的灾难。在死去一个十九岁的山田的时候，中国正有成千上万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日本的枪口下死去，与眼前山田的十九岁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颗令他致命的子弹。

西垣说，为政焉用杀，这是我当时的反战思想。我驻防临州的时候还教过当地小孩学文化，送给他们石板、石笔，那都是些很聪明的孩子。我是学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责任心驱使我承担起这个义务，人不能没有文化。

我说：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战，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在刺刀尖上装上一串花环，再微笑着把刀刺人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来，你更可怕，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谈话是不愉快的。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骥，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得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史国章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史国章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小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荼杯，那里面黄酽酽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荼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而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刘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老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1963年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1963年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1963年以前这儿是粮食仓库。我问在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做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喚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别保守，守着华北大平原，吃喝不愁，所以多不愿外出谋生，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