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自传小说）

一京剧《打渔杀家》·颐和园的寂寞·父亲

《打渔杀家》是京剧优秀传统剧目，一名《庆顶珠》，又名《讨渔税》。

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倘若打渔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爹爹，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衙去首告，挨了四十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是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那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作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相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鬏，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二十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十岁，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相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是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蝉等大家均毕业于此2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也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父亲和他的三哥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白柳〈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是家神，是轻易不能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遛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了，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三十六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六十多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

虽然没能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宫商协法曲，象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六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为什么我能在德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德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请无暇顾及我的父母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