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桃夭李也秾 10

“我怕他？我怕他个屌！要不是鹤壁地委有人替他罩着，我才不用成天跟着他做小媳妇呢，还把自己的侄女给搭了进去。那么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姑娘，我呸！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也配！”

这是白庭禹副县长的原话。他是在铜管厂检查工作时喝醉了酒，才说出这番话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铜管厂的伙房工作，碰巧听见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琢磨着，白副县长所说的那个“他”，指的会不会就是县长您呢？

……

即便把喝醉了酒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白庭禹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还是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这封匿名信将谭功达隐忍许久的怒火都勾了起来。白庭禹不仅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代理乡长，而且私下里在好几个乡搞起了包产到户；谭功达最近一连好几个提案，包括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都遭到了他公开的反对。白庭禹甚至在党委会上，不指名地暗示说，在梅城，有人犯了右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最让谭功达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苦心孤诣，克服重重险阻，才得以上马的普济发电厂的修建，也让他暗中下令停了工。四月份回到普济时，他曾让高麻子带他去水库大坝看看，高麻子让他最好不要去，“你去看了会伤心的。建筑工人都搬走了，大坝上长满了杂草，临时指挥部的房子都叫当地的农民给拆了。”

钱大钧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谭功达说服了鹤壁的聂书记，提拔大钧当副县长时，高麻子曾再三劝他慎重。谭功达一意孤行，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个人再不可靠，毕竟鞍前马后，跟过自己这么多年。可自打他当上副县长之后，他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有一个干部私下向他反应，钱大钧与省委的金秘书长打得火热。今年金玉到梅城过年，钱大钧一直陪伴左右，可居然没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不行不行，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谈。

谭功达把那封匿名信撕成了碎片，又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随后，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打了个电话，让她立刻通知县里的六个常委到家里来开会。

“现在吗？”

“现在。”

“算了吧，”杨福妹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天都快黑了，外面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谭功达捏着电话的听筒，朝窗外看了看。这才意识到，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树枝狂摆，黄叶乱飞，寒雨如注，已是一派残秋气象。

“不如这样吧，”杨福妹道：“常委会明天下午两点开，地点就在四楼会议室，我这就逐个打电话去通知，阿好？”

第二天下午两点，谭功达夹着皮包，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他看见只有担任记录员的姚佩佩一个人在那儿，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谭功达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抬腕看表。

过了两点半，杨福妹才来。她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托着脑袋，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人呢？”谭功达怒道，手指敲得桌面笃笃直响。

“人？什么人？”杨福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我让你通知开会的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

“噢，”杨福妹站了起来，像背书似的说道，“白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钱副县长去省里出差，还没回来；还有两个常委，一个生病，另一个电话打了一上午，没人接。”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向我早点报告？嗯？这会，还他娘的开什么开！”谭功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桌子“叭”地一拍，“你呢？开会迟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来了还在那打瞌睡，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涣散！”

杨福妹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你还要狡辩！”谭功达朝她吼道。

杨福妹果然不吱声了。呆呆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铅笔，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还笑！”谭功达这一叫，把姚佩佩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杨福妹倒是不笑了，她拢了拢齐耳短发，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把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收罗收罗，往腋下一夹，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办事员，手里拿着一张报表，走了进来，要请谭功达签字。谭功达已经被杨福妹气得失去了理智，一把从她手中夺过表格，看了看，随手就往她怀里一揣，大声道：“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谁知那姑娘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厉害角色，把白眼一翻，没大没小地顶撞道：“不签就不签，可县长您说话可得文明点。”

谭功达自知理亏，脸一红，也不作声，拎起公文包，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姚佩佩见县长还仰在椅子上，呼呼喘气，又咕咕咚咚地往肚子里灌凉茶，知道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招惹他。就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三国志》来，看了没几页，就听得谭功达在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