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菊残霜枝 4（第2/4页）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