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林得的是急性肺炎，高烧连着几天不退。老林和老婆正办离婚，所以在他入院后的第三天从北京匆匆赶来的，是和老林相好并且以后可能成为他儿子后妈的那位“第三者”。同一天所里也来了电话，对韩丁的去留做了指示：既然法院表示近期不会开庭，所里也就不再另外派人来了。所里让韩丁听取一下制药厂对这个赔偿案下一步的打算，然后和老林的如夫人交接一下老林，就可以回来了。

于是，韩丁就去找制药厂的那位厂长谈了一下，问他厂里对赔偿案的立场有无变化。对此，厂长未做任何答复。罗保春一死，制药厂天下无主，连厂长也说不清这个厂子下一步该怎么办，谁还有心思琢磨这个小案子？他颇不耐烦地对韩丁说：“厂里这些天上上下下都在忙罗老板的后事，我看你们先回去吧。原来罗老板同意你们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坐飞机？那好，你就买机票吧，回去以后把机票寄回来我们给你报。”

于是，韩丁就去买了飞机票。走前他独自去黄鹤湖风景区玩儿了一趟，花了两个小时爬上了并不算高但需要慢慢盘桓而上的移来峰。站在移来峰的山顶向南远眺，几乎可以看到黄鹤湖风景区的全貌，当然，也可以看到罗保春那幢别墅灰色的屋顶。山上的空气很清凉。远远地看，湖面上罩了一层雾一样的低云，黄鹤湖的形貌就在这层云雾中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难以一目了然的朦胧造就了黄鹤湖的美丽，这让韩丁想到了罗晶晶，那个让他关注并为之担忧的神秘的女孩，不知此时会是何种心情？那份突然而来的财富会消解她突然而来的悲痛吗？会消解她今后永远的孤独吗？

从山上下来，回到城里，韩丁心里怅怅然没有着落。不知自己真的悲天悯人，还是害了单相思病。晚上独自在街上吃了点饭，回宾馆后百无聊赖，也没兴趣看电视，洗了澡就想睡觉，刚上了床还没关灯，电话铃就响了。

来电话的是制药公司的王主任。

王主任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鬼鬼祟祟，他先问：“你是韩丁吗？”

韩丁说：“是啊。”

王主任又问：“屋里就你一个人？”

韩丁说：“对，就我一个人。”

王主任说：“我有点事想找你谈谈，你能出来一下吗？”

韩丁说：“出来？上哪儿啊？”

王主任说：“你到元府大桥这边来，桥头路东有个滨河茶舍。你要个出租车，说去元府大桥司机都知道。”

韩丁觉得王主任的口气有点反常，加上自己刚刚洗完了澡懒得动窝，于是便说：“不好意思我已经睡了，要不是什么急事明天再说行吗？明天我下午才走呢。”

王主任在电话里的声音既客气又执著：“真对不起了韩律师，我找你还真是有个重要的事。林律师病了，我现在只有找你了。”

韩丁说：“到底什么事啊？”

王主任说：“我们还是见面谈吧。”

韩丁想了想，这几天与这位王主任接触，感觉他总的来说还算是个沉稳正派的人，看看时间也不过才九点多一点，人家约他出去谈事情，似乎犯不上这样疑神疑鬼。于是他再次问了那个什么大桥和桥边的那家茶舍的方位，约了不见不散，便挂了电话，起身穿衣，锁上门出来了。

他按照王主任的指点，在宾馆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开到元府大桥去。他以为去元府大桥要走半个城呢，没想到只绕了两个弯，总共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平岭本来就不大，五分钟足以把韩丁从灯火辉煌的市中心带到一处说不清是哪儿的边缘角落。这里除了大桥上的路灯之外周围很暗，而这座元府大桥似乎也并非城里人出来过夜生活的往返之途，因此桥头路东的那间茶舍自然极其肃静萧条。韩丁推门进去，昏暗的烛光中，只有两桌客人守着角落，一桌在交头接耳，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另一桌在玩着纸牌，只出牌不出声。韩丁站在门口四下寻找，不见王主任的踪影。一个穿中式大褂的茶童走过来躬身询问：“先生一位？”韩丁说：“我找人。”茶童说：“您是韩先生吗？”韩丁说是。茶童马上转身引路：“噢，韩先生请这边走，您的朋友在楼上。”韩丁这才发现左手方向还隐蔽着一处险隘，那是一扇小门连着的一条小夹道，夹道里藏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楼梯。他跟在茶童身后，沿着这条又窄又陡的木板楼梯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日本榻榻米式的包间。包间很小，进屋要先脱鞋。屋子当中摆了一个炕桌，炕桌上点了一只油灯，油灯边上已经坐了一个人，见韩丁进来，忙起身来迎，把韩丁让到桌前坐下。好在炕桌下面是空的，可以把脚放进去。韩丁最怕像日本人那样盘腿或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