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攥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