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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挑不动一担水，就得等她的兄弟陈锡元放了学，一块儿去抬。姐弟俩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抬着水晃晃悠悠地回来，那桶自然是靠近母亲这头的，母亲心疼她的兄弟，怕把前头的小嫩肩膀压坏了。据说陈锡元到了十五、六, 长成高大排场的小伙子，也没自己挑过水，依旧跟他的姐姐共抬一桶水回家，姐弟俩一高一矮，桶依旧靠近高的一头，不同的是这头换做了陈锡元。

母亲在水窝子每天要碰见的人就是碟儿，母亲有她的兄弟帮忙，碟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挑两大桶水。后来人们传说碟儿用的水桶底儿是尖的，为的是不能在半道上停歇，母亲说这都是杜撰，碟儿用的水桶跟大伙的一样，洋铁皮的，也不比谁的大，不大的水桶让碟儿一个人挑，可就有点儿吃力了。碟儿是小脚，粽子一样的脚要撑起两桶水来，那颤颤巍巍的模样谁看了谁都为她捏一把汗。没人敢帮碟儿，尤其是男人们，大伙都知道碟儿婆婆的厉害，不大的事儿，她那个一脸横肉的婆婆，操着外地口音，能把一条胡同骂翻了，说她是母老虎便宜了她，准确说得叫“母夜叉”，红嘴蓝脸，会吃人的夜叉。母亲年龄与碟儿相近，在情感上对碟儿就多了些关注。母亲每每送过去亲切的目光，碟儿都闪过脸去不接。有时母亲有意将碟儿的桶让在前面，碟儿都执著地退着，不肯接受母亲的好意。看水窝子的老肖说，别让了，她在这儿排着还能消消停停歇会儿，回去指不定什么等着呢！

母亲不再谦让，她从碟儿胳膊上的青紫猜得出小媳妇在家受的罪孽，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回碟儿来担水，牙床都被打破了，满嘴是血，不住地往地上吐血水。本来水窝子的街坊们还有说有笑，一见了碟儿这模样，谁也不言语了。碟儿排在母亲身后，母亲止不住低声说，你们家老太太怎把你打成这样？

碟儿不说话，眼里有泪光在闪。

母亲说，找你的娘家人来跟他们论理，告诉我地方，我替你去叫。

碟儿摇摇头。

母亲说，实在受不了就跑吧！

碟儿说，我往哪儿跑哇？姐姐！

碟儿的一声“姐姐”，母亲就以为自己真是人家的姐姐了，最直接的表现是送了碟儿一副棉袖筒，棉袖筒是两个棉筒，接在棉袄袖口处，以遮挡手背，也可以把手指头缩进去，实际是袄袖的延长，方便又实惠。旧时的孩子们没戴过棉袖筒的几乎没有，袖筒就像母亲的手，在冷天，时时地给孩子捂着。母亲说，那年冬天太冷，滴水成冰，西北风一刮，刀子似的，水窝子周围冻成了大冰溜子，站都站不稳。碟儿来担水，小脚在冰上几乎站立不住，母亲便过去帮忙，替碟儿把桶从冰上提出来，把桶用铁钩子钩好，将扁担移到碟儿的肩上，看着碟儿一步三晃地往家走。老肖说，这个碟儿啊，她活不长了。

母亲问为什么，老肖说碟儿的眼睛里泛着死光。

母亲没想到碟儿会死，母亲只是觉得碟儿可怜，碟儿那双手，裂了几条口子，往外翻着红肉……母亲心疼，回家当晚就做了棉袖筒，第二天，见了碟儿二话没说，就给她套上了。

第三天，碟儿没来。

中午传来消息，说锔碗丁的媳妇夜里扎了水缸，自己把自己淹死了。死的头一天，听说婆婆把猫装在媳妇裤裆里，扎上裤腿打猫，猫把媳妇的下体抓得稀烂，媳妇受不了，半夜把自个儿头朝下，栽进水缸。满满的一缸水，都是她白日挑来的，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了结。

母亲跟我说，她一直怀疑，碟儿的死是由她送的那副棉袖筒造成的，心里觉得怪对不住碟儿的。

碟儿的非正常死亡，使她的娘家人不答应了。在碟儿受苦受难的时候从来没见他们出过头，这会儿却借着碟儿的死大闹特闹了，北京人将这种做法叫做“闹丧”，是借着死人的由头来达到活人的目的的。旧社会，每个女子都有自己的“人主”，在家是父母兄弟，出嫁是丈夫儿子，这种关系在相应的时候才显出它的重要，人死之后，必须报知人主，人主得问清死因才准入殓盖棺，就是正常死亡，人主也要为亡者争些权益和脸面，不是那么轻易好说话的。碟儿威风八面的娘家人除了要一笔钱以外，还要丁家为碟儿大办丧事，他们提出，碟儿的装殓必须是柏木七寸大棺，而且要内棺外椁，僧、道、喇嘛三棚经，出殡要三十六人大亮牌杠，清音锣鼓外加洋鼓洋号。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碟儿的人主还要丁家娘儿俩披麻带孝，儿子打幡，婆婆抱罐，一点儿不能含糊。通常打幡的是至亲长子，举着一根挑着白纸幡的杆，杆上写着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和佛家偈语，为死者灵魂引路；抱罐的应该是长媳，罐里装着供奉在死人灵前的饭菜，叫“燄食罐”，半尺高的挂釉小罐，发引前由亲朋每人夹一箸菜肴，攒到罐里，用烙饼和红布封口，下葬时搁摆在棺材前头。碟儿娘家这样要求，是有意寒碜丁家，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丁家母子理亏，只好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