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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他在景德镇遇到过红军，我认为是父亲记错了，我们学过党史，30年代红军大多在井冈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活动，跟景德镇关系不大。但是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确在景德镇和红军有过接触，并且说红军的官长姓孙，人称孙团副，团副的独立团指挥部就设在庙的前院。

每天进出庙宇的军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与小连和广智相仿。没一个礼拜小连就恋上了部队的女兵吴贞，跟在吴贞的后头，狗一样地追着跑。吴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飒爽漂亮，像京戏里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顶多像个秦香莲。

小连是个情种，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有个人爱，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频频地变换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连先后有过四任妻子，有的是离了，有的是牺牲了，四任妻子给他生了一大帮孩子，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干部子弟”，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都带着降贵纡尊的范儿，到了“文革”初期，有两个还来造过反，说我父亲在江西阻挡他爸爸参加革命，罪大恶极。后来他们的爸爸被关了，“干部子弟”便再不来了，一个个都老实了。

我对父亲与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的不理解，父亲对此却很坦然，说即便当时知道红军后来要坐掌江山，他也不会跟着红军走。我说那就是对红军有看法，对红军有看法就是对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后，就是反动，可悲极了。父亲说他对红军没有反感，都是些很执著的年轻人罢了，父亲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像我的哥哥们院里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贼”，不同的是红军“官兵抓贼”的场地扩大了，人数增加了。我问父亲谁是官兵谁是贼，父亲说“调换着来”，谁抓谁是看运气，角色是随时转换着的。我说人家小连怎地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父亲说小连是没有退路了，小连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着他，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吴贞紧紧地勾着他，他的魂魄早随着吴贞走了。

这样说小连参加革命的动机一点儿也不纯，非但不纯，让人看着还有点儿那个……我是没有机会问小连，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苏维埃，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冠冕堂皇，他会将许多细节抹去，使他的革命变得神圣化，笼统化，这是他后来一贯的把戏。

我在五十年代见过吴贞，她到我们家来是了解小连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情况，就是了解小连和小瑛子的情况，那时候她正准备和小连复婚。吴贞长得像电影演员，像《渡江侦察记》里头的地下党江四姐，我一直怀疑电影里的那个南方女船工就是照着她的模样选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尽管她说她从来没当过演员。吴贞跟我的父母说话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见母亲背过脸去悄悄地皱眉，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应对。为了报复，我对这位干部表嫂也不客气地称呼了几声“你”，立即遭到母亲的呵斥，母亲让我在表嫂跟前不能这样你我他仨的没规矩，得将表嫂称为“您”，我反驳说表嫂也不是长辈，她跟我的几个姐姐没有区别。母亲和我的话是说给吴贞听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没听懂，一张嘴还是“你、你”的。吴贞走了以后父亲说，你们在客人跟前敲边鼓，这样不好，吴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讲这个，他们即便见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会说“你”。

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姑爸爸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信心，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父亲不知道小连往墙上刷标语是当之无愧的，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他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唰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他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