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回来跟母亲说，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唐朝的王允学的，王允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允嫌贫爱富，逼女儿退婚，王宝钏不允，王允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腔，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母亲唱“小老妈小儿”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的跑调。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回国后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定位，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后天又画几幅画，常常的还要出去云游，数月半年不归。一段时间在刘春霖办的群玉山房当编辑，圈点些古文，挣些个薪水，花的远比挣得要多。父亲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后来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在学校里当工艺美术教师，教授陶瓷美术，1928年这所学校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父亲逃婚奔赴江西，就正是在这期间。不辞而别走了一年多的教授，自然被认做自动放弃岗位，薪水停了，给王国甫帮忙的酬谢也没了，这么算，父亲娶我母亲花出的代价不菲。

相反，学经济的王国甫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在2000年为写电视《全家福》，研究过老北京的工商史，是在史料中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历史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我哥哥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而不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

父亲和王国甫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宫里住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父亲承袭祖父镇国公称号，代降一等，作为“公”的子弟，就注定了他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王国甫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的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召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祖母在端康宫里，见到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淡青、嫩绿、桃红、淡紫……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说太妃还夸赞人家布料的颜色像天上的霞，质地细得跟丝似的，轻得一点儿份量没有。祖母说，洋商人除了给太妃送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太妃说了，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不过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

洋商人说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那时还活着，她欣赏着婆婆带回的布料说，中国布上的花都是绣上去的，还没见过印的呢，真不知上头这些鲜艳的花朵是怎么描上去的。她问婆婆，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洋人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进口这些料子，卖给中国人穿。

大家都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听他们说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总让人猜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孙子“做小衣裳”，当时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三姐，张芸芳母亲怀着我的四姐。半年之后两个小格格在叶家前后脚降生，包裹她们的小被子、小褥子用的就是洋人的碎花细洋布。一出生便被拥入西洋物产之中，两位姐姐难怪一个接受了西洋的马列主义，满嘴的“普罗莱托里亚”（无产阶级）；一个奔赴西洋留学，学习建筑设计，在北京盖了一座又一座洋味儿实足的大楼。刘妈比较宿命，她说我的两个姐姐要是不用洋人的花布包裹，可能会是另一种命运，我的三姐不信那些洋主义大半会保住性命，嫁人、生子，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媳妇。我说要这样我的四姐也当不了建筑师，我情愿我的四姐当建筑师，而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小媳妇”。父亲说，什么都是两方面的，西洋的东西未必都不好，也未必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