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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浑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逗狗的丫丫。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羊，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把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蹾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羊肉床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