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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吃上，也有莫姜干不了的事。

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外是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咸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最后连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捡剩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贫苦人莫姜变得小姐一般的无能。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清蒸鲥鱼，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乎。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太老了，他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望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混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混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还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1965年经济条件相对好了些，我肺上的窟窿终于盖上了盖儿，此时的我复课才上高中，比同班同学大了许多。高中学生的活动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掩护。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