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1世纪的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晚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天气仍旧是热，桑那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抹消了一切声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天气，报告着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进入两人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当年，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今天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去，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的回归节目，一个宿命式的回程。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捯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大概在车上工作，什么样的乘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为床尾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能应酬。

倒也很贴切。

1969年，嘈杂混乱，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母亲、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朦胧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把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档，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三十八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30块，他自己留15，给北京寄15，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人旁姓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叶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部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赃污不堪；老七，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