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3)

这时传来了一声喊叫：

“你们想把这个死人弄到哪里去？”

上校抬头望去，只见镇长站在警察局的阳台上，摆出一副演讲的架势，身上穿着衬裤和法兰绒上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演奏葬礼进行曲。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安赫尔神父正高声同镇长交涉。透过伞面上的雨声，上校隐约听出了他们的对话。

“怎么回事？”堂萨瓦斯问道。

“没什么，”上校答道，“说是不许送葬队伍从警察局门口经过。”

“我倒忘了，”堂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了现在还是戒严时期。”

“可这又不是暴动，”上校说，“不过是死了一个可怜的鼓号手。”

队伍掉了头。走到贫民区时，女人们先是默不作声地咬着指甲目送队伍经过，而后也纷纷走上街头，大声说出颂扬、感激和依依惜别的话，仿佛死者在棺材里都能听见似的。到了墓地，上校觉得不舒服。堂萨瓦斯把他推到墙根给抬灵柩的人们让路，同时微笑着向他转过头去，看见的却是一张痛苦的脸。

“您怎么啦，老兄？”堂萨瓦斯问道。

上校长吁了一口气。

“十月到了，老兄。”

他们顺着原路往回走。雨已经停了。瓦蓝的天空高远深邃。“应该不会再下了。”这么一想，上校觉得舒服了许多，但还是沉浸在冥想之中。堂萨瓦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老兄，找医生看看吧。”

“我没病，”上校说，“只是每到十月我的肠子里就好像有什么小动物在折腾似的。”

堂萨瓦斯“哦”了一声。两人在他家门口分了手。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新房子，窗户上都装着铁栅栏。上校也向自己的家走去，他急着脱下身上的这件礼服。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家门，在街角小店买了一罐咖啡，还给鸡买了半磅玉米。

星期四，上校本打算在吊床上躺一整天，可还是起来去侍弄那只公鸡。这几天雨下个不停，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都胀鼓鼓的。一连好几夜，妻子那哨音一般的呼吸声也把他折腾得够呛。到了星期五下午，难得十月里雨竟停了。阿古斯丁过去的伙伴们——他们同阿古斯丁一样，都是裁缝铺的伙计，也都是斗鸡迷——抽空过来把那只鸡检查了一番：情况正常。

家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卧室。妻子的病已经好点儿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道。

“他们兴高采烈的，”上校告诉她，“都在攒钱，要往这只鸡上下注呢！”

“我真不明白，他们看上这只丑公鸡哪一点了，”妻子说，“我总看它像个怪物：和爪子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一只公鸡，”上校说，“大概值五十个比索。”

他确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留下这只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儿子九个月前在斗鸡场上因散发秘密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哪有那么值钱，你简直是在说梦话，”妻子说，“我看等这点玉米喂完了，咱们就得用自己的肝来喂它了。”上校这时一面在衣柜里找他那条粗布裤子，一面也在暗自忖度。

“也没几个月了，”他说，“听说斗鸡会在一月份举行，过后咱们准能把它卖个好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摊在炉台上，用两只经炉火加热的铁熨斗熨。

“你这会儿忙着出去有什么事？”妻子问道。

“上邮局去。”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她边说边回到卧室。上校已穿好其他衣服，但还没穿裤子。她打量着上校的鞋。

“这双鞋早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吧！”

上校顿感凄凉。

“那双就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穿的一样，”他抗议道，“我每次穿上它们就像刚从收容所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嘛！”妻子说。

这次还是他给说服了。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前向码头走去。他脚上穿着漆皮靴，白色的裤子上没系腰带，衬衣上也没套假领子，脖颈处用那枚铜扣子扣住。他站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前看着船靠岸。乘客们已在船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钟头，到下船时都疲惫不堪。还是那几个老乘客：几个跑小买卖的，外加几个上星期出去现在又如期返回的镇上居民。